兄弟姐妹11人打着“萝卜灯”给三爷爷拜年

上世纪90年代，我来沈阳读书，只有到年关时才能回家。回家的绿皮火车挤满了人，常常只能买到站票，想挪动一下都没地方落脚儿。有一年，我从沈阳一直站到沧州，腿站麻了，脚站肿了。由于晕车，一路上什么都不敢吃，就连水也不敢喝一口，因为连厕所都站满了人，长达十七八个小时的行程，我被晃得连胆汁都要吐出来了。

在济南下了火车，还要转乘四五个小时的客车才能回到家中，父母早早就闻讯守在公路上等着。一次，因为在济南没能买到直达的客车，只好绕道回来，让父母多等了四五个小时。

农村的新年从小年正式开始，一直过到正月十五。年前大集是我们最爱去的地方。集市按日期开市，今天在这个村，明天那个村，后天另外一个村，每五天轮一回。我们或是骑自行车，或是结伴徒步十余里，公路上全是赶集人。集市上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叫卖声，声音嘈杂得让你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必须喊着说。我们紧跟在父母身后，稍不留意就会被挤丢了。

赶集除了买东西，还要联系十里八乡其他村里的同学或亲属。因为那时通讯不发达，没有几家能安得起电话，联系全靠赶集巧遇或托同村左邻右舍帮忙捎话，约定什么时候去谁家串门，以便提前准备。

在农村过年，讲究比较多，尊老敬老是必须的。年前，家家都要炸萝卜丸子、肉丸子，男丁带着酒水和烧纸去祭拜先祖。除夕夜，家家都要去年长者家点灯送灯。三爷爷是家族中年长者，住在南山上。我们家族兄弟姐妹11人打着用萝卜雕刻成的灯笼，燃放着小鞭炮，一路你追我赶、有说有笑去看三爷爷。

到了晚上七八点钟，就得回家看春晚和准备包饺子发芝麻守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等到晚上十二点才发芝麻吃饺子，寓意着新年“芝麻开花、节节高！”饺子里通常会包上花生、硬币、糖块，谁能吃到，就寓意着谁在新年里能“升官发财、生活甜蜜！”

初一早晨，我们都穿上新衣服，排着大长队到村里亲戚家走走，给年长者磕头拜年。无论岁数多大，只要有年长者在，都要下跪排队给老人磕头。

此后，一直到正月十五，我们都在忙着到各个亲戚家串门拜年，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和酒桌边一起喝上几杯酒，说说一年来的收成，聊聊过往的喜事和趣事，特别热闹。而许多在外生活打拼的人不会在家久留，一般会选择“三六九”往外走。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沈阳，全家也搬到沈阳。在城市里过年和山村一比，年味淡了许多，过年的方式也单调了许多。

把家搬到沈阳已有20年了，老家的叔叔婶子每年过年打电话都说，你们搬走了，年过得没了味道，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一次，大姑打电话说，“以前，兄弟在，家还在，还可以回家。现在，弟弟搬走了，我找不着家了，过年不知道该上哪去了。”大姑的话，说得我们心里直发酸，眼泪直打转。也许，过年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家人能在一起过个团团圆圆的年，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都不重要！沈阳晚报、沈报全媒体记者王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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