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回应“昆德拉之问”

7月中旬米兰·昆德拉逝世，在众多的悼念中，我想起了他的经典之问：“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读小说？”带着好奇心，我重温了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当然有收获，但毕竟是数十年前的旧作，已不足以解当代人之渴。于是我又读了三本新书：格非主编《小说的现状与未来》、张秋子《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和杨宁《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通过对小说价值和文学意义的追索，我得到了新的启示。

(资料图)

当小说面临困境

众所周知，米兰·昆德拉对塞万提斯推崇备至，《小说的艺术》开篇，他就将塞万提斯和笛卡尔并列为现代思想（不止于小说）的奠基人。

昆德拉的意思是，笛卡尔把人上升到“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地位，拉开了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帷幕。然而，现代性高度发展的结果是，人被各种力量（科技的、政治的、历史的）俘获，甚至沦为这些力量的掌中物，人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被隐去和遗忘。这无疑是种悖论。

所幸，我们还有塞万提斯开创的小说传统。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身处的是一个可自由进入、随时退出的开放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相对性和暧昧性，人物灵魂无限延展，文本意蕴丰富多元。其本质，是对建立在“唯一真理”之上、试图用单向度标尺驾驭人类的工业社会的抗拒。

小说兴起的秘密就在于此——它为被网格化管理的现代人提供了精神上的出口。从塞万提斯到狄德罗，从巴尔扎克到福楼拜，从卡夫卡到穆齐尔，伟大的小说家都在告诉读者：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通过对复杂性的揭示与把握，小说家拂去被唯一真理遮蔽的人性，为读者照亮人的存在。

“昆德拉之问”和他本人的回答均发表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历经岁月考验，至今光芒闪耀。但应该认识到，相同的问题，不同时代的小说家会给出不同的回答。这一点，将《小说的现状与未来》与《小说的艺术》对照，会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本由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主编，汇聚12位青年作家文章的结集，同样将现代小说的源头追溯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随即指出，小说艺术发展到今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这种困境是全方位的。如果说昆德拉的对手是排他性的唯一真理，那么今天，小说家既要与之对抗，还要面对消费主义狂潮。消费主义不像唯一真理那般强硬，它是通过大众传媒（以前是影视剧、流行读物，现在是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媒体），轻柔地渗透生活，完成对人类精神的全面殖民。

消费主义对小说构成的最大挑战，是无限放大个体经验。现代小说非常倚重个体经验，这是它区别于传统叙事（如神话、民间传说、历史演义）的主要特征。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现代主义作家，都以独特的个体经验为读者打开新世界的大门。所谓“照亮人的存在”，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然而在人人能发微博、晒朋友圈、拍短视频的当下，个体经验迅速贬值。如今，除了依托恢弘想象力而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的《三体》等优秀作品，我们已经很难从一般的小说里获得新鲜感。与此同时，日常生活本身的碎片化、虚拟化和同质化，也让小说创作流于悬浮：当生活中的大部分对话发生在微信上时，海明威的“对话式小说”该如何落地呢？

凡此种种，使小说家更不容易回答“昆德拉之问”：人们为什么还要读小说呢？或者切换成《小说的现状与未来》的主题：如何认识并面对小说的危机或困境？这是每一位严肃的小说创作者都要直面的“大哉问”。就此，张楚、糖匪、王威廉、双雪涛等12位年轻作家，展开了极富启示性的讨论。

当读者急剧流失

科幻作家糖匪认为，当今小说的问题并非主题素材枯竭，而是感受力缺失。飞速旋转的现实让创作者感到难以把握，遑论拟构成小说世界。因此他呼吁创作者扩张强化感受力，不仅要看到“杀马特”的夸张，更要看到流水线生产对个体生命造成的创伤。这与王威廉的“恢复对于人类和自然万物的整体性感受能力”相呼应。双雪涛透过资本的快速流转与媒体的泛滥，发现了小说的新土壤——揭示人的孤独处境，揭示社会变迁中真相的流动性与多元性。有趣的是，这正是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给我的印象。

以上都是创作者从自身出发，探讨小说的现状与未来，张楚则意识到了读者存在的问题——由于许多读者在学生阶段没有受过完整的文学教育和美学教育，导致阅读品位和鉴赏能力匮乏，无从抵御形形色色的消费主义。哪怕阅读小说，也沉迷于网络爽文，而与严肃阅读绝缘。

我以为张楚触及了现代小说的根本性危机：读者急剧萎缩。而这，与文学教育的缺失关系甚深。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和古典小说相比，现代小说更难懂。这本是不应该的。现代小说书写现代人的处境，理应与现代人血肉相连，倒是古典小说，与现代生活隔着鸿沟。可为何阅读体验是反着的呢？或许是因为我国古典小说脱胎于评书，叙事手法和情感表达内在于日常经验，读者可“无脑”接受；现代小说则深入日常经验的内部，其表述往往是反直观的，读者要调动反思意识和知识储备才能领会其妙处。

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小说具有一定的阅读门槛，它需要高水准的专业读者。这部分解释了为什么现代小说的全盛期恰好与19世纪后期欧洲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步——后者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懂得欣赏现代小说。无独有偶，以新感觉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滥觞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

只可惜，我们的文学教育始终未能跟上。时至今日，总结中心思想、归纳段落大意仍是主流。这种用“唯一真理”图解文学作品的做法，封闭了文本的开放性，和现代小说的价值取向相悖。既然背道而驰，又何以靠近？更不要说接受和共鸣了。读者大规模流失也就不足为奇。

好在有人认识到了症结所在，并着手做培育读者的工作。其中卓有成效的，有王安忆在复旦大学开设的小说课，她已将讲稿汇集为《心灵世界》《小说六讲》等书，惠泽读者。毕飞宇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讲稿《小说课》也结集出版，并广受好评。还有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格非，其《文明的边界》一书，精读穆齐尔等人的作品，细致而深刻。

不过，上面三位“内行人”均在重点高校任教，相形之下，张秋子和杨宁这两位“双非”院校教师的实践就更显难能可贵。

回到文本，回到理论

据《人物》杂志报道，2016年张秋子从南开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昆明，在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任教。第二年，她接了一门《20世纪西方文学》课。教案是现成的，从头讲一遍不难，但她决定抛开陈词，回归文本。从那时起，张秋子带领学生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进入现代小说。这样进度很慢，每学期只能读完一两部长篇，但收获满满。

细读需要人最大限度地对文本保持耐心和细心，这也意味着，读者能够最大程度地深入文本，抵达所有暗角。这时候你将发现，无边的细节犹如缤纷落英，呈现出无限的色彩。

多年的课堂实践，让张秋子深感“双非”学生的文本细读能力并不逊色。进而言之，文本细读不应该卡在专业壁垒内而拒绝普通读者。她的《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如同一座桥梁，旨在将普通读者接引到经典文本的堂奥。此书所选皆为短篇，这是考虑到让普通读者上手就啃大部头，或许力有不逮。入选篇目风格多样，既有传统的《带小狗的女人》（契诃夫）、《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麦克劳德），也有无情节叙事的《幸福》（曼斯菲尔德），甚至公认不知所云的《密室》（罗伯·格里耶）。

分析文本的过程中，张秋子不会总结大道理或心灵鸡汤，更不会限定读者的思维。她鼓励读者在文本中自由翱翔，自由解读。就像书名所揭示的，每一个都是透过自己的“眼镜”阅读的，因此领略到的风景不一样——这决定了文本细读拒绝唯一真理。从这个角度说，张秋子回到了昆德拉的原点。

当你有了一定的积累，是时候翻开杨宁《看不见的文学：文学如何“理论”》了。此书堪称近些年最接地气的理论著作。这不仅因为它的作者杨宁是播放量过百万的“B站网红up主”，更因为本书居然全程无“学术黑话”。意识形态批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理论，一座座令人生畏的理论高山；卢卡奇、索绪尔、马舍雷、布鲁姆，一位位令人仰望的学术大师，杨宁皆能以清晰的逻辑、晓畅的语言，拆解得明明白白。

和张秋子一样，杨宁曾长期执教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亦为“双非”院校，他教的也是“二本学生”。但杨宁从未轻视，因为他相信文学是人学，向所有人敞开，而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读者进入文本、理解文本。因此，理论学习不应该单调枯燥，更不应该成为学院派进行知识生产的闭环游戏。相反，它是鲜活的、富于洞察力的，能为庸常的人生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写法上，杨宁也打破了理论著作的惯常套路。他在后记里解释说：“文学理论应该摒弃传统教材式的体系性框架，改为以问题的方式引出相关的理论概念、命题和逻辑。而这些问题，应该是日常生活中人们面对文学现象时想问但又不敢问，似乎已有定论但却时刻被质疑的问题。”

无独有偶，这也是文本细读的底层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张秋子和杨宁共同回应了昆德拉之问：当小说面临困境，当读者急剧流失，或许回到文本，回到理论，才是现代小说驶向未来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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