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虽好，终是盛唐的“局外人”

由追光动画制作的国产动画片《长安三万里》日前登陆院线，影片长达168分钟，是迄今为止最长的国产动画片。截至目前，影片广受好评，也打破了过去三年暑期档动画片单日票房纪录。由于之前两三年国产电影存量爆炸，《长安三万里》《八角笼中》等影片算是提前为7月的大陆院线吹响了集结号，预计国产电影在7月下半月还会有更好的表现。

野心与格局

《长安三万里》采用倒叙的方法，以唐代诗人高适和李白为双主角，讲述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故事，从结构上看是一部非常规整的作品，无论是人物还是情节线索都比较清晰，对观众来说比较友好。从表达上说，影片以唐代诗人为切入点，试图将整个时代的风貌纳入到一部作品当中，无疑成为追光动画成立以来野心最大、格局也最大的一部作品。比起之前两套公版IP作品——《白蛇》系列和《封神榜》系列，《长安三万里》更具有原创性，因此也对创作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资料图片)

如果说追光前面几部作品的主题都是“反抗”，这一部则更加复杂,也更加含混一些。主角一方面非常希望建功立业，希望凭借自己的武艺或文才融入到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是心灰意冷之下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可以想见，创作者是想将二者叠加，展现跃升无望、报国无门的封建社会之中，个体坚持不懈、乐观豁达的精神。而为了表达这一主题，诗人高适的形象塑造就成为影片的重中之重。

应该说，影片的创作者把高适的孤高和智慧比较好地呈现了出来，也通过高适揭示出创作者心目中唐代由盛转衰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唐朝选拔人才的制度弊端造成有才能者不受重视，在其位者却不谋其政，这也最终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的总爆发。

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虽然高适从人格和品德上讲都非常适合做这部影片的主角，影片也的确由他传递出非常正统的价值取向，但从剧作角度上看，选择高适作为这部影片的主角其实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全片来看，高适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地理位置上看，都长期处在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上（常年被忽视，多在边塞），其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对所有人都不是那么了解。因此，从他的视角出发，众多出场角色必然如浮云过眼，很难有更深入的刻画，尤其是当影片意图呈现大唐气象和文人群像的时候，以高适为主角肯定不是上上之选。

《长安三万里》很容易让人想起《群星灿烂的年代》这样的文学回忆录。《群星灿烂的年代》作者巴纳耶夫当时就处在俄罗斯“黄金时代”文学圈子的中心，与每个作家都有比较深的交集。因此毫无疑问，他有理由也有资格还原那个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的文坛日常，给出一些不为人知的生活及创作细节，使得每个人物都能鲜活起来。而诸如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这样的作品也一再提示我们，作为某种群像叙述者，你首先得是处乎其间的一分子。对比之下，《长安三万里》中的高适显然不是一个与众人结交的“社牛”，甚至不愿成为一个盛唐诗坛的观察者——他愿意做的只是在梁园等待机会，或者从边关小吏的日常点滴做起，期待施展更大的抱负。那么他对盛唐的观察和我们能透过他看到的，就免不了十分受限。

总之，选择高适是创作者给自己下的一个绊儿，它导致《长安三万里》的剧作很不自然也没法自然，很多场景的构建都缺乏恰当的时空感。编剧特别喜欢干的一件事情，就是生硬地为高适安排一个“局”，把很多人物集中在同一个情景里，做一个类似于“建模展示”的场景。高适往往只能在这个“局”上看到众人烂醉如泥、声色犬马的皮相，其中的人物没有任何发挥的余地，以至于观众只能从一行人名和另一行官职对人物作最简单的了解，观影前后对角色的认知变化不大。所谓的“群像”最终只是沦为某种背景，给人的感觉非常敷衍。

不仅如此，恰恰因为片中高适的生活状态以及他的性格使然，其和李白的关系也并没有太多的推进和深化。二人每次见面发生的事情都惊人的雷同：李白喝酒，高适皱眉，高适离开，李白再叫高适前来……如此反复，几十年间仅有数面之缘，哪怕碰面也并没有特别深入的交流，作为朋友没有足够的心理支撑。

事实上，这种见面更多是功能性的：创作者只是希望通过高适带出李白的几个人生节点，以流水账式的方式把李白的人生际遇展示出来。至于二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推进，二人如何从初交走向挚友，李白到底有什么人格魅力可以让高适一再为之倾倒，创作者似乎捉襟见肘，无从下手。

诗词串烧却少了杜甫

出于这些原因，《长安三万里》很难不浮皮潦草地成为“诗词大串联”。而诗词串联本身也倾向于定位不明的教育功能，既没有一定规律，也没有任何节制，其所做的只是将盛唐末期（多属李白）传播最广、声名最旺的作品一股脑儿地塞进电影。以至于我们在这里不得不做一个区分：作为观众，我们到底是被诗词本身所创造的情境及其实现的表达所震撼，还是仅仅被我们自己对这些诗词残存的记忆所感动？

更吊诡的是，影片不知为何忽略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人物和诗词，首当其冲的便是“诗圣”杜甫和他的全部作品。从年龄上说，“安史之乱”爆发时杜甫已年逾四十，然而片中竟没有一首杜甫创作的诗词，其形象也比较接近高、李二人的“小跟班”，给人一种涉世未深的错觉。于是，整部电影对诗词的拣选客观上倒向了浪漫主义一面，现实主义这个面向多少被忽视了。这种拣选绝非无意为之，因为它在视觉上也是高度匹配的：长安陷落之时，创作者选择去展现的是两头穿城而过的大象，以及在檐庑上起舞的女子（且不论这些画面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至于长安城里逃命的民众，百姓的疾苦，杜甫笔下的“三吏”“三别”，创作者始终不愿意给到一个镜头，不得不说是一种缺失。

最终，《长安三万里》呈现出一种十分割裂的面貌：既选择“安史之乱”这个“盛极而衰”的时间节点，又避免实际描绘和体认“衰”的部分；既颂扬一部分乐观豪放的唐诗，又规避另一部分沉郁顿挫的唐诗；既关心诗人们如何“忧国”，又忽视诗人们如何“忧民”。当我们回到影片最外层的结构时发现，全片最后的落点竟然在于对抗趁火打劫的吐蕃，成功规避了藩镇割据给民众造成的苦果。

诚然，创作者可能认为其所描绘的高适和李白两个人足以构成唐朝的一体两面，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当中已经具有足够的代表性。然而情况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无论是作为整体的唐及其诗歌，还是历史上的高、李，都有着远比《长安三万里》更加丰富、广博的面向。

及至结尾，恢弘的音乐之中，我们看到已经获得了内心平静、实现了人生价值、“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高适在明媚的草原上说出了一句“诗在，书在，长安就在”——这种极致浪漫化的表述不是与唐王朝命数将尽的现实完全背道而驰吗？一个科举不中、漂泊半生、看尽奸腐、历经劫难的边塞诗人，得到的竟然是这样一个与他平生所见完全相反的结论？

当然，所有这一切也不是没有弥补的办法，比如把所有这些诗人再拿出来翻炒几遍，改变故事的视点，改变他们在故事中所处的位置，再造一个所谓的“盛唐宇宙”。但这难免落入了一个中国电影绝对不想落入的漫威窠臼里。我们当然还是希望每一部电影本身都可以饱满鲜活，里面的人物丰满可信，而不是靠系列电影一点点拼凑起诗人的生平和精神世界。毕竟，一部电影里能够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还要用更多的电影来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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