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启蒙哲人：处境不同，声名各显

启蒙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2022年出版的理查德·B.谢尔的《启蒙与书籍》与罗伊·波特的《创造现代世界》等书都不容错过。尽管罗伯特·达恩顿讥讽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上、下）没有使用档案，只是读书笔记的汇编，但是这本书仍然是理解启蒙时代的必读书。

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上卷1966年出版，下卷1969年出版。上卷讲述启蒙哲人如何争得了自由，下卷讲述他们如何运用这种自由。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启蒙哲人对于希腊、罗马时代的追慕；第二部分是启蒙哲人与基督教的矛盾；第三部分是启蒙哲人对现代性的追求。

彼得·盖伊的著作激发了启蒙运动研究的热潮，这也导致了后来的研究者对该书的批评和不满。除了罗伯特·达恩顿，还有人认为，彼得·盖伊将启蒙运动视为一个整体，把启蒙哲人视为一个家族，这显然忽视了各国不同的状况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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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启蒙时代》仍有其优点所在：这本书视野开阔、气势恢宏，对启蒙哲人的著作征引信手拈来，对于各种启蒙观念的阐释游刃有余。如刘北成、王皖强在译者序所说，盖伊是以启蒙精神来论述启蒙运动，他推崇启蒙哲人，但并不神化。他用批判的精神审视原生态文献，把启蒙哲人的著作当做历史语境中不断摸索试探的话语，而不是现代神谕。即便是“读书笔记”，盖伊也夹叙夹议，点评争辩，有一种与启蒙哲人平等对话的意味。

英法启蒙哲人的不同处境

盖伊1959年出版过专著《伏尔泰的政治观》，他的这本《启蒙时代》涉及伏尔泰的内容较多。甚至可以说，伏尔泰是《启蒙时代》的主角。但是，启蒙时代的法国启蒙哲人并非只有伏尔泰一枝独秀。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等人同样熠熠生辉。彼得·盖伊如是写道：“巴黎是启蒙运动的总部，法语是欧洲知识分子的通用语言，各国启蒙哲人都是法国作家的公开拥趸。”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少女时代就阅读法国启蒙哲人的作品，而且与伏尔泰、狄德罗等人通信，后来更是邀请狄德罗到俄罗斯宫廷做客；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还是储君的时候，就主动写信给伏尔泰，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意，其后几次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做客。英国启蒙哲人大卫·休谟和爱德华·吉本都认为自己的历史意识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孟德斯鸠著作的惊喜发现和贪婪阅读；亚当·斯密1764-1766年旅居法国，从重农学派受益匪浅；边沁的功利主义曾受益于爱尔维修。

启蒙时代的法国是欧洲最强国家，比神圣罗马帝国更强大、更富有。与此同时，它也是欧洲艺术、文学与学术中心。法国国力的强盛，归功于几代国王的君主专制。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君主专制坚不可摧。压榨性的政治制度使得启蒙哲人不得不戴着镣铐跳舞，以免牢狱之灾。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共有1000多名书商和作者被关进巴士底狱。1762年，卢梭因发表《社会契约论》《爱弥儿》而遭法国当局的追捕，避居瑞士、普鲁士、英国，而伏尔泰和狄德罗都曾经入狱。

《腓特烈大帝》提到，1717年，伏尔泰因为在巴黎各个地方朗诵有辱于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恶毒韵文而入狱。作为监狱长餐桌上的常客，伏尔泰在巴士底狱并非苦不堪言。1718年4月11日，伏尔泰获释出狱，但被禁止住在巴黎。1725年12月，伏尔泰与骑士罗昂-沙博产生纠葛，后者派出几个工兵殴打伏尔泰。其后，伏尔泰拜访了一位击剑大师，警方认为，伏尔泰是学习击剑，准备和罗昂-沙博决斗，于是向罗昂-沙博通风报信。罗昂-沙博立即报复，致使伏尔泰遭到保护性拘留，再次被投入巴士底狱。十多天以后，伏尔泰出狱，前往英国居住了三年。

相比之下，狄德罗的运气差了许多。安德烈·比利的《狄德罗传》显示，路易十五的政府因为七年战争而对全体法国人征收“常年二十征一税”，导致民怨沸腾。对此，巴黎警察总长达让松用大规模逮捕来回应全民声讨。狄德罗于1749年7月23日被捕，关入文桑监狱。直到1749年11月3日，狄德罗才被释放。此番入狱对狄德罗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以后从来没有忘记文桑监牢，那古老的主塔久久在他的生活中投下阴影。”

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的遭遇显示，在王权、教会和贵族的三重压迫之下，法国启蒙哲人的处境恶劣，动辄得咎。因此，人们不难理解伏尔泰为何在权力面前卑躬屈膝。

一定程度上，罗伊·波特的这本《创造现代世界》是对彼得·盖伊《启蒙时代》的反驳。如果说，《启蒙时代》强调法国启蒙运动成效卓著，并且因为法国国力的强大而影响整个欧洲，那么，《创造现代世界》则提醒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英国才是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发源地，也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启蒙运动的宣传家是法国人，但其先驱和守护人却是英国人——培根、牛顿和洛克被认为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先行者，而他们都是英国人。英国启蒙运动的后半程，覆盖了工业革命的前70年。该书书名的用意一目了然：英国启蒙运动，创造了现代世界。

英国的启蒙时代人才辈出。在培根、牛顿和洛克之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爱德华·吉本、杰米里·边沁等人都是英国启蒙运动的骄子。

英法启蒙哲人的写作收入悬殊

法国的启蒙哲人中，孟德斯鸠出身贵族，其财富在很长时间主要来自土地。伏尔泰的经济状况优渥，但是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投资、投机，以及商业交易，而不是版税。《恋爱中的伏尔泰》描述了伏尔泰作为“财迷”的一面：“在赚钱这件事情上，他愿意勉强自己到任何地步，如果他发现自己有一个好的商机，就算让他从病床上爬起来，跨越整个法国他也愿意。”

狄德罗长时间编纂《百科全书》，并没有让他获得多少收入。1766年，为了给女儿准备嫁妆，竟然被迫出售自己的藏书。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获悉后，以15000里弗的高价购买了他的藏书，并且这些藏书继续放在狄德罗的家里，狄德罗是这座图书馆馆长，每年可以获得1000里弗的俸禄。等狄德罗去世以后，这些图书才会被送往圣彼得堡。狄德罗1773年10月到达圣彼得堡，次年3月回程时，又获得了叶卡捷琳娜二世3000卢布的馈赠。

卢梭出身贫寒，早年依附于华伦夫人和其他贵族，即便他声名显赫之时，从写作中获得的报酬也很有限。他先后把自己的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固然是其人性的缺点，而经济状况不佳也是重要的原因。

和法国启蒙哲人相比，英国启蒙哲人从写作中获得的报酬更加丰厚。按照《创造现代世界》的描述，英国启蒙运动开始于1689年，到19世纪20年代结束，覆盖了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经济高速发展，印刷工业迅速崛起，伦敦、爱丁堡形成了出版轴心，一批出版商因此积累了巨额财富。17世纪20年代，英国大约出现了6000种书，到1720年，这一数据升高到2.1万，到1790年代，则升为5.6万以上。与之相对应，英国人的识字率提高，读者大大增加，这为英国启蒙哲人的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可以不再完全依赖贵族的资助或者给贵族当家庭教师谋生。休谟、斯密、吉本等人通过写作拿到了丰厚的版税。

休谟青年时代就制订计划，厉行节约以弥补财产不足，确保自己的独立不受伤害。他后来也确实做到了。在临终前撰写的自传中，休谟说：“书商给我的版税之高，在英格兰是前所未闻的；我不仅变得独立自主，而且变得富有了。”《启蒙与书籍》一书显示，仅《英格兰史》一部著作，休谟获得的版税就超过了4000英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出版到他去世的14年间，得到了1500-1800英镑的丰厚版税。吉本以罗伯逊和休谟为榜样，后来获得的名声不亚于这两人，而版税则犹有过之。

为了支付给大牌作者丰厚的版税，伦敦和爱丁堡的书商常常联手出版，减轻风险；而都柏林的书商主要通过盗版来传播启蒙哲人的著作。一些英国人移民美国之后，将英国启蒙哲人的著作通过盗版传播。一定程度上，洛克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在北美深入人心，为美国的独立和建国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

如果说，英国启蒙运动创造了现代世界，那么法国则获得了启蒙运动高潮的殊荣。英国启蒙哲人名利双收，法国启蒙哲人社会地位虽高且声名远播，但通过写作获得的经济收益则实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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