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荷在“盐镇”的日子_今日精选

在四川西南的古老盐业小镇，女人们过着看似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的生活。十六七岁就辍学混迹KTV的少女，经济独立却惧怕离婚的女强人，面临家暴威胁却选择复婚的媒婆，历经四嫁开猫儿店的九十老妪，她们在21世纪仍旧重复着古老时代的人生轮回，在婚姻和困苦、“父权”和“夫权”的夹缝里，挣扎求生。

(资料图)

易小荷回到故乡，选择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镇，又在这里选取了12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持续探寻她们对国家、社会、家庭、婚姻的理解，跟随她们再一次经历被“放咸”的人生。她想知道，在这样一个被遗忘的小镇，那些默默无闻的女人们，在新旧交替的时代里，会活出怎样的人生？历时一年的田野调查，易小荷记录下不被看见、不被听见的她们的生命。在这个如盐一般凝固在时光里的小镇，我们将看到两种生活——城市的，和乡镇的。

想写那些“无名之辈”

书乡：2021年你从上海只身来到古镇，除了家乡本身吸引你之外，什么是直接促成你下定如此大的决心，进行一场似乎有些冒险的尝试的呢？

易小荷：我做过很多明星的采访，在过去很多年的记者生涯里，别人提起我就说，我是那个采访姚明的记者。但是我经常会想，如果我没有写姚明吃了这块比萨，可能对他的人生没有什么损失。但是我记录了这些无名之辈，也许他们可以被看到。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导火线是2021年，一个朋友提了一句，说你回去写书的话，你本身又是女性，你喜欢关注这些不被人关注的人，你要不要去写写你们当地的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第一时间就回去了。但是当时真不知道能否完成，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不知道写出来有没有人来看。

书乡：哪一次采访是你在盐镇的第一次正式的采访，采访开始前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易小荷：对王大孃的采访应该算是我在盐镇第一次正式的采访。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是跟她聊天，闲聊。当我在镇上住下来了以后，我就跟周围的人聊天。每个人都会评价别人，你就会记在心里面。因为当地没有图书馆，我就会到市里面的图书馆去查这个富顺县和沿滩区的资料，比如它的气候、农作物，曾经的自然灾害、植物、鸟类。其他的东西主要是靠自己的田野观察，比如说一年四季小镇的颜色、空气中的味道、太阳每天几点钟升起，几点钟落下，太阳落下来的时候，晚霞是什么颜色。在写童慧的那篇文章里（《有谁在釜溪河看见过鲑鱼》），一开始的那段关于晚霞的描述，就是我自己的田野观察。

书乡：初来乍到时，书中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与你都素不相识，你在书中也写道：“对我来说最幸运的事情就是认识了小镇的这些朋友，他们都对我十分友善，知无不言。”除了你也是四川人、会说四川话、同是女人这几个身份便利之外，你是如何进入这个现场的？

易小荷：我相信那些标签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想哪怕没有采访，这也是我难得的生命体会，并不一定都得有一个目的。当你怀有善意的时候，别人是应该能感知得到的。如果你以善意做钥匙，那你终究会打开他的那扇门。

与陌生人建立信任

书乡：第一篇故事是九十多岁的盐镇名人陈婆婆，采访的开场白是什么？

易小荷：一个我在镇上认识的朋友带我去见她。朋友一开始就介绍说我是个作家，我就跟她聊了几句，说了一些比较浅的。她当时说，她结过几次婚，简要的人生经历都说了，但是在说到猫儿店的时候，她并没有很仔细阐述，也有可能因为当时现场的人也很多，没有细聊下去。后来我每天都去探望她，和她见缝插针聊天，看望她，我也跟她讲，我说想写她，写她的故事。我帮陈婆婆清洗硬币的那个下午是她“咔嚓”一下对我打开心扉的那个时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种东西是不能勉强别人的。我当时的采访状态是很松弛的，因为这已经是我生命中一段很难得的生命体验，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乡镇住过，我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个一定要采访到某人的目标。乡镇那么大，住久了到处都是故事。我就当她是一个需要人关心的老人家，陪她聊聊天。她对我打开心扉后，就变得越来越完整了。

书乡：如果一段时间后陈婆婆还是不配合采访，你会放弃这个故事吗？

易小荷：她如果不配合采访，我当然会放弃。我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来接受我的采访。你要做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别人，我也从来不会去煽动别人，或者说一些很虚头巴脑的话。因为这不是报纸必须报道的新闻事件，在一个人均都有故事的镇上，没有“非要不可”的采访。

书乡：对陌生人打开心扉并不容易，尤其是很多事涉及到自己，还有很多亲戚、朋友、熟人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坦诚几乎是不可能的。你和单身母亲陈秀娥在花了半年时间采访后，对方突然反悔，认为你是个“作家”包装起来的骗子。那一刻你的感受是什么？

易小荷：这是陈秀娥（《这里没有我的母亲》）的那个故事。她突然变卦，我当时是挺难受的，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在镇上待了差不多半年，那么长时间，镇上的人已经都跟我很熟了，都对我很信任。实际上假如我在城市里面，如果告诉别人我是谁，他们百度出来我的作品，最少这个人多半不会是个骗子。但最大的感受还是觉得心疼。我觉得她曾经是一个当地最好的中学毕业的人，她应该有更好的前途。现在她缩回到一个越来越小的世界里，变成一个这么多疑、小心、胆小、不相信别人的人。难过的是自己，心疼的是她。

面对欺骗并不愤怒

书乡：作为专业的非虚构写作者，怎么应对被采访者的欺骗？

易小荷：当我决定要写作一个人的时候，首先也会通过各种交叉方式确定大概的事实，就像我采访王大孃的时候，我已经从整个镇上都知道她被家暴的事情，她老公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确定基本事实了。其次，当你一旦选择了相信一个被采访者，要听她的口述历史的时候，作为非虚构写作者的伦理，就是得相信她。要不然就没法写作了。

书乡：如何甄别谎言？无法甄别的你会放在书里吗？

易小荷：首先你得有一个大概的判断。当你觉得可能是不那么确定的地方，就可能需要换种方式呈现。比如在写王大孃时，她被家暴的事一定是真的，但是当她在讲述的时候，我发现问她好几次，她可能在时间上，或者是在描述上都有一些很细微的差别。每个人都不可能每一次讲述都一模一样，除非是背下来。这个时候我就会在文章里面交代类似“说可能时间太久远了，有些细节对她来说已经模糊了”这样的描述来呈现。

再比如采访黄欣怡的时候，我就发现她跟我说的话里面有谎言，因为我也去采访她的老师，所以我也把这个矛盾的地方呈现在这篇文章里面。其实只要采访得足够扎实，观察各种细节，都能判断出来是不是谎言，除非这个人是个超级骗子，那么这样的人也会欺骗全世界。非虚构写作毕竟不是一个调查报告，最后呈现的东西更多的是“提出问题”。

书乡：据说采访黄欣怡的过程中她向你借了500块钱，但是没有还，很好奇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愤怒吗？

易小荷：在我的职业生涯里，不管是采访明星，还是镇上的女性，我都是平视。我当时会让她还我的钱，是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其实500块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某种程度上，我让她还钱的时候，我也是想看看她的反应。我猜想许多的非虚构写作者都会做好准备，写作过程中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不管是时间、精力，甚至是为此不工作而花费的钱。之所以记录这个细节，是觉得应该把它呈现下来，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对她性格的一个反映。

不仅仅是写给女性

书乡：在这两年的采访写作中，你接触了大量盐镇生活的女性居民，最终选择了十几位成为故事的主角，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易小荷：大量的田野调查后，我有了很多的样本，这时可以选择不同的主题。比如詹小群（《放咸》）讲的是“爱和救赎”，像陈婆婆（《盐约》）是“女人，活着”。在不同的主题里，我还会继续在类似的样本里挑选。比如写王大孃，她是被家暴的，但可能有好几个女性被家暴，但我就选择一个愿意倾诉，而且也能够讲完整故事的人。田野调查到后面，采访了很多很多的人，慢慢地发现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很完整的故事，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倾诉，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讲得完整。有了这几个标准以后，她们就像潮水落去以后自己浮现出来的石子，就呈现在那里了。

书乡：不少读者看过书后反映强烈，对于你或许多城市长大的女性来说，书中的盐镇女性生活就像是另一个世界，一个陌生世界，一个悲惨世界，在记录并写作这些故事的过程中，你的心里有过哪些波动？

易小荷：我在写作的时候心情其实很平静，在采访她们，在镇上坐着听到那些故事的时候，心里已经波动过了。她们找我倾诉，我就默默地听着，因为我无力去改变所有人的命运，我只能是观察和记录，努力不违背她们的初心。对于每个人的生活，我只能通过倾听和书写的方式去带给他们一些心理抚慰。但是作为写作者的时候，还是得抽离出来，我还是主张冷静的写实主义。

书乡：你曾一度设想把这本书写成《官场现形记》这样的彼此联系的人物，但后来发现“她们其实彼此也是孤岛”，我们看到的书中十几位女性她们身上的故事看似是“个例”，她们的命运各不相同，但背后却隐藏着一些共同的问题。您书写极端个案除了她们本身值得被写下来之外，对小镇之外的、更广大的女性的意义是什么？

易小荷：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给女性的书，它是给所有人的书。我不希望只是把它定义成一个女性的书，你可以说它是用女性视角写的女性。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所有的写作者都希望他的文本是开放的，希望有一波又一波的读者读到不同的东西，我所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呈现最丰富的信息。对我而言，当我把它们记录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每一种生活都有它的意义，不管它看上去多么艰难，多么屈辱。当我们作为局外人去审视它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然而，如果当你是这个小镇上的居民，你是我笔下的人物的时候，你也会找到活下去的理由，并且理解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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