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人刻板印象的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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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流行文化的搅拌机中，“学院”、“女性”与“诗人”等词汇都经过了预先的调味，在不断“下沉”的过程中，逐渐沦为日常生活场景内一种稳定的象征体系。一方面，它们排斥事实，用某视频网站上最近兴起的流行语来描述，即高度依赖着某类“刻板印象”来维续自身；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与自媒体的宣发，往往成为符号“再生产”过程的一环，推动着公共空间内一种关于“学院”、“女性”与“诗人”的“误解”传统的形成。

“女性写作”的新视角

其实，上述趋向，同样可隐约见于学术生产的轨迹。以冰心、郑敏、陈敬容等新诗史中代表性的女性诗人为基准，“女性写作”往往被赋予了向内凝聚的想象力内核、倾心于静默的反思与克制的抒情等特征。而李少君主编的《燕南园的星空——北京大学女诗人诗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或许就始于对这种“误解”的一种纠正。以《诗选》中秦立彦的《迎春花》为例，“它们只有一个执著，/就是抓住永恒中这属于自己的一瞬。/它们把全部的热情都贯注于此。/万千未开的花蕾，/如同搭在弦上的箭，/不能不发。”诗句充盈着抒情力量，以及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向外敞开的渴望。在这首诗的末尾，“否则，过去一年的沉默是为了什么，/为什么要忍耐寒冬和别的一切”更是完全释放出主体投向写作的心力，从“沉默”里抽出行动的可能，为我们理解“女性写作”带来了一种新的视角。再如《诗选》中另一位极年轻的诗人赵汗青，其写作不仅用于折射自我的生命体验，同样能够“蓬松”开来，在个人与历史间隙的万花筒内寻觅出奇崛的想象力。

合力突围“刻板印象”

本书关注的不仅仅是一类写作主体，同样期待的是当不同的“刻板印象”遭遇后，它们之间能够发生怎样剧烈的化合反应。当被符号化的主体重新排列与拼装，它们因此能够突破既有认知逻辑的辖域，为当代新诗的写作提供新的经验。进而，将某种“异质性”引入当前的新诗史视野，勾勒出一幅被遮蔽的新诗图景。于“学院”、“女性”与“诗人”这三个概念自身的生长而言，也有助于它们突破自我的框定与外在的价值评判，通过“刻板印象”的合力突围，生发出当代汉语世界的新感性。拿《诗选》中的马雁来说，尽管她于2010年就因意外去世，但诗作呈现出的马雁画像，却不同于90年代媒体所推崇的“疯人天才”，也有别于近年来大众所熟知的“平民英雄”类诗人。马雁对生活的热情，存在于生命的细节，存在于每一次眨眼中的黑暗时刻。即便是“那些陡峭的山在寒冷干燥的空气里/也像我们这样，平静而不痛苦吗”这样晦暗的时刻，马雁也没有倾向肤浅的乐观主义或与绝望合流，而是在现实与想象的张力之间，在人与人擦身而过的火花中，焕发出感受的宁静辉光。作为“下半身写作”的核心人物之一，尹丽川的诗则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了她消解“刻板印象”的努力与尝试。世纪初的尹丽川，执着于对抗农耕社会残余的道德枷锁。到了《诗选》中的尹丽川，则更多地把与外部世界的对抗转化为写作的内在驱动力，操演日常生活内的“奇迹”。

学术场景可以助益诗歌写作

在对“学院”认知的更新上，《诗选》同样做了不少工作。“学院研究者”，常被认为缺乏基层生活与劳动的体验，疏离于具体的人际关系，并全身心投向于“无用”的逻辑推演与文字游戏。康宇辰在北大生活十年，现在又任职于某高校，但她的写作，却能够从学院生活的体系生发出对外部世界的广袤认知。具体来说，康宇辰将研究生涯里细小的牢骚、瞬时的惊喜凝固在语言中，并用节制的节奏包裹着它们，以丰富的策略经营情感。同时，经由系统的学术训练，康宇辰能够在写作时熟练地使用档案、书信、旧刊等材料，在丰富了当代诗歌写作源泉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写作方法论。再者，学术生涯锤炼而出的警觉，使得康宇辰对于媚俗的写作时尚保持足够的警觉。康宇辰的写作意味

着，学术场景可以作为写作的助益：生存其内的诗人不仅能够磨练写作的技术，同样能充实自我写作的视野与材料，进而为当代诗的写作带来一种“非直观”的复杂情感结构。或是曾为北京大学博士后的杨碧薇，从文学地理学的层面来看，她的作品开拓了新诗书写的地理边界，向新诗文化灌注东南亚充沛、奔放的雨水与阳光。学院人文传统与现实关怀，也能够让她在“观光客”与“考察者”之间的身份摇摆，从中汲取出一种观看异域风情的多维视野。

限于篇幅原因，本文未能照顾到所有的作者，尽管她们都对新诗的发展有着各自独特的理解与回应。此外，本文仅探讨了《诗选》在“学院”、“女性”与“诗人”这三个关键概念上的突破。真正让人期待的，是这三个复杂的概念被并置后、这本选集投入当代诗歌的场域后，能够激发出怎样的波纹，冲击我们在“女性写作”“学院写作”等意涵上的认知边界。这种期待，或许要求我们不要过早地将入选诗人想象为一个“共同体”、然后在此框架内阐释她们各自的美学意图，而应该回到历史的复杂环境与身份的多样构成中，以明晰她们如何在参与构建一种共同写作传统的同时，又在写作中安置着各自的生命体验与身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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