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曹雪芹，她也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伟大作品

1929年，位于法国的格拉塞出版社里弥漫着恐慌的空气，莫里亚克垂垂老矣，拉蒂盖与世长辞，贝尔纳·格拉塞手里的作家链条陷入了青黄不接的窘境。突然之间，一筹莫展的他发现了一部名为《大卫·格德尔》的手稿，被这部长篇小说所构造的世界深深震惊。小说以金钱为支点延伸出人物的星系：为了钱与生意伙伴反目成仇的大卫·格德尔，他的妻子和女儿（可悲的是他宠爱的女儿并非亲生）丝毫不在意他的死活；对她们而言，他仅仅是一个为她们提供优渥生活的具有利用价值的纽带。这个可恶可憎却又可悲可怜的父亲，付出一切后迎来的只是苦涩的死亡。作家笔下凝结出的粗粝、成熟、冷峻的笔法令贝尔纳·格拉塞欣喜若狂，他断定这是一颗必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

然而这份手稿上除了一个孤单的信箱号并没有留下任何个人信息。这引起了审稿人无尽的遐想与猜测，但起码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个男性作家。于是，当他们找到原作者时不禁大为愕然——竟然是一个年轻、面容平静并且在小说寄出后并未继续创作而是选择去怀孕生子的女人。以至于贝尔纳·格拉塞疑虑地询问了她诸多问题，才敢最终确定她并非某个躲在幕后的知名作家的提线木偶。而这部如此老到而有力的作品在它的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心中，不过是“没什么分量的小说”“一本人们谈论半个月后就会忘光的书”。

脱胎于原生家庭的文学光谱

(资料图片)

120年前的2月11日，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出生在这样一个基辅上流阶级的家庭中：她的父亲雷翁·内米洛夫斯基，一个投机的金融家、经常离家不归的生意人、狂热的嗜赌之徒；她的母亲范妮·内米洛夫斯基，一个自负于美貌但毫无责任心的妇人，沉醉于财富的沼泽与外遇的快感，不断地搽脂抹粉对镜顾影自怜，对自身容貌的衰老有着精神病式的癫狂抗拒与恐惧——母亲生下伊莱娜仅仅是为了讨丈夫的欢心，以至于她把这个女儿视为青春走向凋零的象征，在这个女儿出生后便完全甩手给了奶妈，随着岁月的流淌又将她托付给了家庭教师。甚至于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害之后，她的遗孤——两个女儿去投奔外祖母，后者竟将自己的亲外孙女们拒之门外，而让她们去孤儿院自生自灭。这种病态与畸形的家庭环境填充着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文学光谱，以至于来自于犹太家庭的她曾经一度被批判为反犹主义作家。她战前的小说裹挟着剧烈的强音般的私人性，透过一种慷慨得近乎残忍的诚恳让读者得以有迹可循地窥探她的家庭、生活与情感：对父亲怀有迷恋的同情，对奶妈和家庭教师充盈着依恋的深情，以及反复出现的夹带浓烈私货的对母亲的仇视、憎恨与报复。

1935年出版的《孤独之酒》正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自我生活折射的镜像。在这本小说中她开始局部使用灵光乍现般的预叙（提前预告之后发生的事）——这样的预叙有时甚至只是一句话带过，预知未来的火柴给小说点燃了一种无可避免的宿命感，此技法后来被沿用到《契诃夫的一生》。在《孤独之酒》中，她借主人公埃莱娜之口吐露出自己的心声：“我孤独，但我的孤独苦涩又令人陶醉。”埃莱娜长大后，制订了针对母亲的报复计划，凭借自己的美貌夺走了母亲的情人又无情地将他抛弃，但是在最后，胜利者埃莱娜获得的也只有无尽的空虚。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伊莎贝尔》中，这种对母亲的剧烈的恨意达到了巅峰。伊莎贝尔的故事出自《旧约》，是古以色列亚哈王的王后，因信奉异教神灵而迫害先知。在小说的开头，美貌的女人格拉斯迪被指控杀害了自己的情人贝尔纳·马丁，诸多证人轮番上场让整个案件陷入到了众说纷纭的迷雾中。小说的第二部分正式进入格拉斯迪蜡烛般逐渐燃尽的人生，真相逐步被勾勒出来。《伊莎贝尔》叙事节奏络绎不绝地迅速推进，牢固地攥紧了读者的心弦。由于小说一直致力于叙事的推动，在结束前还是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坍塌，但终究还是成功塑造了一个极端病态的女人同时也是母亲的形象：为了保留自己青春永驻幻想，需要疯狂控制他人之爱，甚至不惜偶尔偷偷摸摸放低身段在色情场所服务，连毁灭自己亲生骨肉和外孙的幸福也在所不惜——这个形象实际上就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现实中母亲的写照。在小说的结尾，实际上是多年前被她遗弃的外孙贝尔纳·马丁通过一种献祭的方式完成了一场绽放鲜血的黑色复仇。

与契诃夫共享呼吸

《契诃夫的一生》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已完成的作品中最美妙也是最动人的一部小说。而让《契诃夫的一生》与作家其他作品区分开来的，是那从始至终缭绕着的奠基于悲伤之上的温柔笔触与倾注于人物的饱含同情之泪的目光。契诃夫的悲伤源自于无处不在的挤压，由内而外，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将契诃夫包围起来的残酷环境：他的家庭，独裁者式的家长，为满足他一己私欲而强制他们去教堂唱赞歌做仪式；他的城市，塔甘罗格，古怪而野蛮，“某些时候，民众其实和统治阶级同样冷酷无情”。而文学创作领域对于这个初出茅庐家境贫寒的少年而言，“是个能把人饿死的行当”。与普希金、莱蒙托夫这些从小饱受赞誉的前辈相较，契诃夫可谓举步维艰——即使已然名气斐然之时，他那些超越于时代的戏剧仍然备受诋毁与唾弃，并一次次以失败的形式击打着他的身心。而更为关键的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将这种悲伤包裹在一种轻描淡写的日常性之内，如同她在小说最开篇描述的那样：“他甚至不觉得有什么不幸，这一切都太寻常了。”这种日常性又赋予我们一种恐怖的阅读体验，对灾异的淡漠有时远比灾异本身恐怖得多，犹如消音的炮弹被悄无声息引爆后尘埃飞扬的余震。当这个城市中犯罪者将女子绑架到土耳其给人做妾时，见到这一幕的母亲唯有叹气“他们又拐了个姑娘”——一个又字包含着复杂的情绪：无奈，伤感，习以为常。

小说微妙地平衡了身为传记作家必要的疏离与身为小说作家赋予人物生命力的意图：一方面，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大量援引契诃夫小说和书信的原文，并以一个文学评论者的视角进行精微的分析解读，透过比较文学视角的镜子将契诃夫与同为俄国国宝级作家的托尔斯泰、同为短篇小说大师的莫泊桑对比映照，闪烁着敏锐的充溢着洞察力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虽然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经常会在某个细微的瞬间灵气而不留痕迹地悄然滑入契诃夫的内心，仿佛契诃夫在偷偷向我们透露他的真实感受。“这染血的手帕意味着……死亡吗？”注意这个句子中的省略号，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停顿与延宕让整个句子的节奏改变了。在这个时刻，我们感受到了契诃夫凝望着自己手中染血的手帕的那个画面，并与他一同哀婉地恐惧着死亡。

最为玄妙的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对契诃夫及其身边人注入的同情，与契诃夫对其身边人和笔下人物的同情产生了奇妙的相应，共享着呼吸，造成了一种交互重叠渗透的效果。我们透过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温良之眼观察契诃夫，同时通过契诃夫的温良之眼观察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世界——而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笔法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承袭自契诃夫的。这本小说也是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少有的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的满怀柔情的作品。

未完成的文学登顶

在完成《契诃夫的一生》之后，怀揣着磅礴的野心，沿着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遗留下的足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开始着手她梦寐以求酝酿已久的鸿篇巨著《法兰西组曲》。在她雄伟的构想中，小说的整体形式模拟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乐章的建筑方式搭建与整合起五个部分：六月风暴、柔板、囚禁、巴士底狱、和平。

在《法兰西组曲》中，历史与革命的具体背景事实被隐匿于阴影之中，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以尖锐的讽刺与复杂的情感线条编织了战争带来的残酷和荒谬，同时又以优雅而沉静的文辞将地狱之火冷却——这样的文辞尤其体现在富含美感又与人物情感巧妙融合的环境描写上。这些外部环境的勾勒给小说缀满了诗意的珍珠，笔法纷繁，甚至被抹上了富有灵性的光晕——作者并不束缚于视觉感受，而是不断调动着声音、气味等多重感觉并将它们交织在一起。在结合叙事的光辉与清澈的诗意方面，《法兰西组曲》堪与同为犹太作家的约瑟夫·罗特的作品相媲美。小说采用多线叙事，人物错综复杂交错出现，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有条不紊地穿针引线，精心地排布却又自由地出入。

战争不仅戕害了《法兰西组曲》中的角色们，1942年7月13日，战争的厄运最终同样降临到了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头上——这个曾经被指责为怀有反犹主义的作家因为其犹太人的身份被德国人逮捕。她已然预感到，面临的即将是一场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大浩劫。四天后，她被运送到奥斯维辛，一个月后，在摧残与迫害中永远离开了那个地狱，离开了同样荒谬的尘世，而原定五部的《法兰西组曲》只写到第二部。

就像被中断的《法兰西组曲》一样，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生命也就此终结。我们再也没有办法知道，《法兰西组曲》如果真的被完成将会成为文学史上怎样的一块瑰宝；我们也再没有办法知道，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如果没有这场灾难，究竟可以攀越到怎样的高度。

关键词： 大卫·格德尔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