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一窥文人收藏：偶然来去的那束光-当前速看

翻译家李文俊先生遽归道山，早先见媒体报道，晚年的他好古玩，戏言：“我只是周末跟老太太（注：德语文学翻译家张佩芬）讨上几张钞票，到对面地摊上去淘宝捡漏的老头儿。”从报道所配照片，可见李先生家的橱柜中坛坛罐罐不少，具体如何，不能妄下断语。可以肯定的是，收藏摩挲这些器物，是他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译事之外最大的快乐。

【资料图】

已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也以广搜博采闻名于学界，其藏品多与他所研究的课题相关，一些难入藏家法眼的古物，他却珍若拱璧，盖文人学者的眼光与职业文物收藏家有异，文人较少看重物件的经济价值，而偏重文化价值。然集腋成裘、潜心笃志，往往最终蔚为大观。

中国文人的才华，不只一面

最近在翻看《北山楼金石遗迹·北山楼藏碑经眼百品》（沈建中编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有这样的感触。上世纪90年代末，施蛰存先生《北山谈艺录》面世，虽然是不太厚的一本书，却令我等金石碑版之学的门外汉称奇。文章都很短小，有些篇什甚至不盈一页，我是当散文读的，《瓦当文拓本题记》《清伊墨卿砚》《清印三题》等都是洗练平淡的好文字。试录《跋宋徽州城砖》一则：

此拓本为宋徽州城砖，宣和四年。三十多年前朱孔阳所赠，当时徽州拆城墙，得此砖，遂流传于世，想必不止一块。方腊乱，苏、浙、皖均受害惨重，观此砖可知。一九九九年三月，北山记。

我们熟悉的是老先生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实际上，他在遥远的岁月便有志于编印《历代碑刻文字图鉴》，四处搜寻善本佳拓。2019年《文汇报》载马成名《与施蛰存先生的交往》一文，述当年施先生托其物色金石碑拓事,读来饶有趣味。中国文人的一生，充满了不确定性，你才华的哪一面、在哪个时代进入读者视野，大约不是按照你自己的期望来的。

凡拜访过北山楼的，皆知施蛰存先生好东西多。他自己讲：其藏有大小拓本2300余纸，尽管与鲁迅的6000多张相比尚有距离，但考虑到时代、花费等因素，也是不小的数字。沈建中编著的三大册“北山楼金石遗迹”收录其百余稀见珍品拓本，四百余幅影印图，虽非全部，却也基本可以看清楚作为藏家的施蛰存先生的趣味与眼力。

我不知道专业人士如何看待这些藏品的价值，但施氏以新文学家而为金石研究者之经历，系特定时代的文人境遇与心态折射。1987年，他在《北山集古录》的自序中说到鲁迅早年在老虎尾巴里抄古碑的“岑寂”，然后说起自己：

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后，几乎有二十年，生活也岑寂得很。我就学起鲁迅，躲进我的老虎尾巴北山小楼里，抄写古碑。

转入古书、古碑，埋首故纸，似乎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退路”，鲁迅的“S会馆”，施氏的“北山楼”，于是便成了文人独善其身的精神空间，里面的人最终能否走出去，要看时代，也要看个体生命的时间窗口。但就收藏来讲，不管怎样，他们精力的付出，都会成为文化的积累。

收藏，为了那束光

同样是作为精神生活，鲁迅从中年到暮年，也忙着收拓本、收版画，其庋藏之丰，新文学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近年《鲁迅藏拓本全集》《鲁迅藏外国版画全集》出版，但皇皇巨制，价亦不菲，令一般的读者望而生畏，只能指望公共图书馆购藏。我曾购得《鲁迅藏外国版画百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鲁迅藏浮世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也算“尝一脔而知一镬”吧。

这两册书均为北京鲁迅博物馆所编，从中得知，迅翁所集外国版画原拓竟近2000幅，出自十余个国家300余位画家之手。“百图”中，且不说珂勒惠支、麦绥莱勒等巨子，1930年代一些不为我们熟知的苏联和欧洲、日本的版画家作品也让人大开眼界。至于浮世绘一册，就更令人惊艳，在我而言，尽管以往通过鲁迅日记、书信了解到他对这一类艺术的态度，但观其所藏，愈增对作为美术史家的鲁迅的敬意，他太专业了，当然这眼光的得来与他用力甚勤有关，更因为他对世界艺术史的宏阔视野。

如果说鲁迅早期的抄古碑是“苦闷的象征”，在他实际已经成为旗手之后，他做得更多的是“盗异邦之火”，烛照中国美术的夜空。单就版画艺术而言，没有鲁迅，就没有今天的中国版画。逝世前几个月，在给《呐喊》捷克语版写的序言中，他写道：“我们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他收藏，为了那束光。

至于接近疯狂搜集来的碑拓，他曾打算编写一部《中国文字变迁史》，编印一部《汉画像集》、一部六朝碑拓的文字集成，这样的宏愿与心血的投入，实非今日学院诸公之某某重大项目可比。他太忙，活着的时候，版画编印了数种，天不假年，那些碑拓则来不及整理，作为他的遗产，深藏半个多世纪后方公之于众。

从性情出发的文人收藏

对于更多的文人收藏家而言，收藏是“聊借画图怡倦眼”，毕竟此非主业。如果从物质文化维度加以考察，文人群体的收藏行为与其审美层次、生活经历、交游范围甚至经济能力相关，也与附着于艺术品的情怀、精神共鸣等深层次的意义有关。香港作家董桥收藏颇丰，他的许多文章讲述的便是藏品背后的人情故事，睹物思人，因人念事，在怀旧中抒发感慨；夏衍系统地收藏了扬州八怪的作品，与他对这一派画家不趋时流、标新立异的欣赏有关。但文人收藏，往往又具有隐性特征，其偏好与藏品规模等信息只存在于熟人圈子，公众很难知晓。

姜治方《集邮和我的生活道路》一书中记与夏衍之交往。解放后，姜到夏府赏其珍邮，见凡1930年代之纪念票皆倒插邮册里，问其故，夏告之作客冰心家，见其子将所有国民党政府发行之邮票均倒放，表示“打倒”之意，遂如法炮制。夏衍身居高位，玩大龙邮票、纳兰性德手卷等绝世珍品，他对书画的鉴赏水平之高，我们也是在他晚年将藏品捐献给公家时方得知。

个人禀赋与时代造就了文人收藏家独特的艺术眼光，他们较少受利益驱动，也就更能从性情出发，构建有文化价值的收藏专题，开辟新的收藏领域。近年来，对于中国早期历史影像的研究成果不少，许多是收藏者与研究者高度重合，如仝冰雪的《世博会中国留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就是以作者多年的影像收藏为基础完成的研究。晋永权编著的《佚名照——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图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则更是具有原创价值的视觉文化研究。身为国内知名摄影杂志主编，新世纪以来，晋永权在中国各地的旧货市场、旧书店以及网上旧书店购买了数千张普通人的老照片。这些拍摄者、被拍摄者身份未明的日常生活的照片文本，一旦散佚，脱离了原照片持有者的欣赏与言说语境，在一般人眼中似乎就不具备研究价值，晋永权名之为“佚名照”，开启了探求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所构建起来的社会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可能。这部书超过800页，以至于我必须承认还没有能够逐页细看那些人物的表情。作者在自序《佚名之名》中初步搭建出了研究框架，但我对全书以学术著作的样式将内容划分成若干章节略觉不当。总的说，它更像是一个纸上的展览，策展与写论文毕竟是两回事。

说到老照片之类，文人收藏的对象，的确常常不关乎“贵重”与否，且往往有情感渗透其中。尽管“断舍离”这个词正在某些群体中掀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恋物”却是无数人生的基本意义，对心思缜密的文人来说，就更是如此。

台湾地区作家三毛《我的宝贝》一书，自上世纪80年代引进以来，在不同的出版社屡屡重印，最新的当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7月第20次印刷的版本。在《缘起》中，三毛写道：

我有许多平凡的收藏，它们在价格上不能以金钱来衡量，在数量上也抵不过任何一间普通的古董店，可是我深深地爱着它们……之所以如此爱悦着这一批宝贝，实在是因为，当我与它们结缘的时候，每一样东西来历的背后，多多少少躲藏着一个又一个不同的故事。

是书收文章86篇，记录的是作者和她的宝贝收藏的故事：老别针、旧的铜锅、老茶壶、印第安人的布娃娃、一块花布、土罐子……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器物，却每一件都有它的来历，因为人的缘故成为作家生命中的印记。三毛还提到，后来因为离开加纳利群岛，一部分宝贝转赠了友人和邻居，“它们的来和去，都不是偶然”。

文人收藏家与职业收藏家最终都要面对藏品如何处置。鲁迅逝世的前两年，一位日本朋友欲赠其浮世绘作品，他回信说：“我也有数十张复制品，愈上年纪人愈忙，现在连拿出来看看的机会也几乎没有。何况中国还没有欣赏浮世绘的人，我自己的东西将来传给谁好，正在担心中。”施蛰存所藏金石拓本在其辞世后不久即进入拍卖领域，“斥售殆尽，辗转打散”（沈建中语）。黄裳旧藏版本也不时见诸各类拍卖会。聚散两依依，夏衍有一枚印章“仁和沈氏曾藏”，一个“曾”字，境界就不一样了。《兰亭集序》中说的“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用来比喻文人与收藏的关系，倒是很恰当，没有什么会一直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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