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大巴，渐行渐远 滚动

“过了十五才算过完年”，其实也可以说，过了十五就算过完年。2月6日是元宵节后的第一天。上班族在法定假期结束时已经返岗，算下来上班也有一周了，此刻是节后第二周的周一。

(相关资料图)

不过前后共计40天的春运还没有结束。元宵节后将迎来一周左右的客流高峰，许多外出务工的人们会在这几天离乡，去往城市。我们或许会立马想到火车站人挤人、大包碰小包的画面。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春运的运输主力还有长途大巴。而这一切正在改变。前些日，三联生活周刊的观察文章《你注意到长途大巴正在消亡吗？》写到，高速公路上的长途大巴越来越少了。确实，除了区间短途小巴和旅游大巴，曾经在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往返的长途大巴数量在骤减。长途汽车站以往“人潮涌动”的场景也接近消失了。它们正在被高铁和私家车替代。而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必然趋势。

长途大巴，一个年代的乘车记忆。

我们今天和朋友们简单聊一聊大巴。也期待你到留言区说一说你乘坐大巴的故事，激动的、辛酸的、意外的、埋汰的或尴尬的。

2002年5月，一部叫《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电视剧开播。其梦幻而荒诞的穿越情节，迅速引得无数人捧腹大笑。在那年炎热的夏夜，痴迷它的人连日坐在电视机前守着这部异样的爱情喜剧，直到等来了大结局。这时，他们在第28集看到以下这匪夷所思的一幕。

由徐峥饰演的朱允炆（明太祖朱元璋之孙）莫名其妙地掉落在了北京一辆旅游大巴车顶，他慌张地趴在上面，被大巴驮负着，从郊区前去城区，穿梭在越来越密集的建筑群之中。这个明朝人不会知道他的脚下是“无马时代”。传统与现代的两种景象在此对立：一端是14世纪的服饰和头型，另一端是燃油机驱动的大巴。而此种视觉反差也协助镜头形塑了朱允炆的孤独。他在大巴车顶嘶声喊出心爱之人的昵称“欣欣”，无人答应，最终被车辆轰鸣声和乘客说笑声淹没，全剧也就此结束。

当然，剧里的大巴是明十三陵旅游专线，而这个镜头原本表达的可能是朝代与人物线索，至于大巴，它只是碰巧被借用的一个工具罢了。这是说得过去的。但假如我们回看世纪之交，确实会发现用大巴表示“现代”是那个年代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如当年有“开往春天的大巴”的说法，有网站也取名“博客大巴”，在1997年9月的《每周电脑报》还有报道叫“多媒体大巴上路了”。高速行驶的载客大巴，其效率、容量和数量不由得使人产生联想。这个运输机械是高效的、先进的，并且不同于私家车或的士，它似乎还意味着主体是“我们”，是众多的人，所以被用来呼唤“我们”一起坐上新世纪的大巴，或走向未来（“开往春天的大巴”），或在博客的浪潮当中碰见（“博客大巴”），或共享网络多媒体（“多媒体大巴上路了”）。它们都以大巴为意象，试图描述我们共享的，并且在历史中也未曾形成过的现代新世界。

而大巴有此象征意义的一个社会性基础是，它向人们展示了其规模。尤其是1992年市场经济改革，城乡大流动出现，此后数年，不同载客量的大巴迅速成为中国城乡运输最普遍的交通工具。

以劳务输出大省四川为例，1998年5月，《中国经济信息》的一篇报道《四川：超长道路客运日趋渐好》就说，从1993年至1998年，该省超长道路客运业蓬勃兴起，省内各地开通的省际长途大巴可直达广东、福建、江苏、新疆、甘肃、河北等地，年均运输量200万人次。自然，除此外，旅游大巴也是长途大巴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而这在本世纪初也是增加的。如2001年5月《公路运输文摘》摘取的《上海乘大巴跑高速》一文就可说明这个问题。当时，乘坐大巴被认为是一种探亲、旅游的“时尚”，在铁路、公路、水路和航空共四种出行方式中，长途大巴客运量的份额在1999年是16.7%，在2000年是23.6%。在今天这显然是无法比拟的份额。同是2001年，8月份的《海洋世界》更是发文感慨，“大巴多了，客船歇了”。当年大巴崛起之迅猛，由此是可见一斑的。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人们都常说上世纪中国社会的城乡大流动是火车拉来的。火车的运行比大巴更快、更平稳、更庞大，也更准时，因此其路线和节奏的理性水平绝非大巴可比。若要在火车和巴士两者中选其一作为现代性在交通机械方面的典型，大概很少有人会认为是巴士。

那么，巴士有没有它的“现代性叙事”？也是有的。这发生在人们接触它之初。

我们或能想象，《穿越时空的爱恋》中的朱允炆之所以趴在车顶不知所措，除了高耸的钢筋水泥建筑，另一个对象其实就是这个比较理性的、沿着道路行驶的机械。因此他的感受当中有慌张。冯友兰曾写《辩城乡》，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城里的狗，看见一辆汽车，行所无事，坦然地躲在一边。而乡下的人，看见一辆汽车，不是惊奇地聚观，即是慌张地乱跑。”被认为落后的、传统的农人，初次见到汽车，不知是什么怪物驾临，吓得跑开了，哪怕见过几次，多少有点了解了，也“蜀犬吠日”一般兴奋不已，拉上几个邻居围聚凑热闹。而在城市，连路上的狗对汽车也表现得十分平静，只管躲在旁边避开危险就是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同样论述过这个问题。乡下人听到车鸣声手足无措，有现代知识优越感的司机还可能来上一句“笨蛋”或“蠢人”。包括巴士在内的汽车给人造成的紧张，相比于火车这一更理性的庞然大物，当然还是要少些。要知道，德国社会学家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的《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告诉读者，人们甚至认为乘坐火车会患上某些疾病，得远之避之。

然而，恰是这些最初使人畏惧的铁皮设备将人们带离家乡，去往陌生的地方谋生。与火车不同的是，巴士对道路设施的要求并没有必须建铁轨那么高，水泥路、柏油路行，鹅卵石平铺的也可，连泥路也未尝不能。在铁路到达不了的地方，巴士是补充。即便去乘坐火车，人们也可能需要首先搭乘一段中长途巴士，再到站换乘。

从乡到城，一条换乘之路能曲折到这样：

“我”得在鸡鸣前早起，匆忙吃碗面——有了多次乘车经验知道自个儿的体质吃甜食或鸡蛋可能晕车——拖着行李，跟爸妈和子女告别，多余的话也不知怎么说，单说几句在家吃好点的话，再或者多说一句让孩子听爷爷奶奶和老师的话。提前叫的“摩的”到了，坐着这辆摩托车颠簸在泥路上，从村子赶往乡镇，再到车站排队坐上到县城的小巴。到县城车站，天或许刚亮。接着排队购票，拿着票坐上开往省城的大巴，数个小时后，到了省城某个汽车站，掏出零钱坐公交赶往火车站。终于到火车站，此时，若是提前了两三个小时还好，假如提前了半天，就得找个旅店歇息或就地打地铺等待进站上车。到此，整个旅途也才刚过一半。坐火车前往目的地，还得多次换乘。

作为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我们也许不能想象或无法回忆人们当初是如何等待和乘坐巴士的。好在有电视剧。它们记录了几种早期乘车情况。

先来看等车。

这是电视剧《山城棒棒兵》（1997）的画面，在上世纪90年代乡村泥路边，站着等待大巴的男女，手提大包小包。

此种情况是长途大巴在找乘客，有时叫“捡人”。这可能是因为司机住在小镇或乡下，附近几个村子的乘客人数就可能够开一趟，因此一般不会开去车站始发；也可能是因为司机这班车的乘客过少，运营成本高，不得利润，得多转一两圈“捡几个人”，等人数凑够了再出发。如果最终没有凑够到能覆盖成本的人数，可能会把车上的乘客“打包”转给其他大巴。此做法，据说在有的地方也叫“卖猪仔”或“倒猪仔”。这是戏谑的叫法了。类似的叫法有“野猪儿”，即非正规的“野的”。

再来看一张大巴驶来的画面。以下是电视剧《马大帅》第一部（2004）的一幕。

《马大帅》（2004）（视频截图）

从这个角度望去，看到的是大巴的整体样子。它的顶部用钢条焊有一个框架，用来堆放乘客的包裹行李，若是站在车后方，还能看到尾部有部通往车顶的梯子。当年的大巴多是这样。如今消失了。

上面的剧照都来自电视剧的头两集，作为故事的开端，剧中人物乘坐大巴前去城市。他们习惯坐在大巴靠窗的位置，向外好奇地探头观赏沿途的景观变化。当建筑密度开始增加，就靠近城市了。

假如乘坐超长途大巴，得在途中解决吃饭问题。有的司机会将大巴停靠在某几家餐馆，乘客下车到店付钱吃饭。据说司机一般拿有“回扣”。这算不得有趣。有意思的是，大巴途经某个必经的集镇，当地可能会有挑着货篓前来卖东西的商人，他们站在路边等着大巴经过，篓里装有矿泉水、饼干，也有自家做的盒饭。当大巴短暂停留，乘客打开车窗，问有什么东西卖、如何卖，一手扔下钱，一手接过零食或饭菜。一笔简单的交易在车窗那里就完成了。

如果一个人是坐火车到目的地城市，出站后得换乘其他交通工具，比如摩托车、三轮车，或各种小巴。如此才能从车站到出租屋。2000年电视剧《上车走吧》中的小巴，往返的路线便经过北京站，为出站、进站的人提供便捷。

与火车的另一个不同是，大巴有定员限定，乘坐舒适度相比火车硬座车厢高许多。早些年间，当火车停在车站轨道，乘客从车窗翻进车厢，站票、坐票，坐着的、斜靠着的、躺在地的，挤在一起，疲惫许多。自然，大巴的票价比火车硬座高一些。是坐火车硬座，还是坐大巴，各有利弊。但抢不到火车票，也只有坐大巴了。2007年2月，在劳务输入城市广州，《广州日报》报道该市的长途大巴直达19个省区，建议“一些至今仍无法买到火车票的旅客，考虑坐长途客车回家”。

多年以后，高铁和私家车双双崛起，不可避免地使中长途巴士的载客量日渐惨淡。

过去，巴士在高速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景象消失了，接替它的是动辄长达数公里的私家车长龙。自驾往返、乘坐高铁变为陆路交通的主力方式。2021年2月，汽车行业杂志《经营者（汽车商业评论）》刊文报道“最后的长途大巴”，开篇就是“高铁碾压之处，大巴‘寸草不生’”。唯有在春运高峰期间，比较幸运的大巴尚有可能接近满员。而之所以还能有这等载客量，也是因为大巴的数量大不如前，汽车乘客都去乘坐这仅有的几辆了。

当我们再谈巴士尤其是长途大巴时，可能会回忆起漫长的坐车煎熬，或是到服务区前的“三急”。而随着时间流逝，它将成为一段过去的乘车经验史，逐渐模糊，直至可能被遗忘。到这时，我们只有通过新闻事件或影视剧来搭建巴士记忆。若是没有乘坐过长途大巴，更是只能如此获取有关它的印象了。无奈的是，在这些印象中的大巴，一般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等悲剧才被注意到。至于影视剧印象，则取决于题材了，如短片《车四十四》（2001）描述了大巴上的人性、非正义和复仇，电影《落叶归根》（2007）的打劫片段以喜剧手法消解了大巴犯罪的恐惧。它们想象了关于大巴的某些惊险侧面，大巴就像是个隐喻，讲述着现代人在进入汽车厢这个封闭空间后的某些阴暗和残余光辉。这一点与火车是相似的，只不过其神秘性和想象空间不如火车。

以上，如今都在渐行渐远，连电视剧画面都是多年前模糊不清的“古早”画质。这也是必然的趋势吧。

当00后歌手Spylent和MR_疯兔在《少年yo》“大喊世界我来了”，唱着“大巴在高速路上前行，透过窗眺望着远景”，其体验都来自旅游大巴，因此才高歌“整理好心情带着旅者的酷”。而穿梭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那种长途大巴影子，唯有往有上个世纪生活经验的歌手中找了。歌手李剑青（生于1977）唱的《在家乡》是一例。“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旧大巴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只不过坐上旧大巴回到乡下，到了某个时间节点，也可能再次出发前往城市谋生。并且，这首歌好像还是有换乘经验的。坐着旧大巴走完“最后一公里”，而刚才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

不可避免地，关于大巴的叙事从离乡、打拼、城乡转向了好奇、观光、冒险，后者依托于旅游大巴。长途大巴的命运似乎已经完全转变了，它终究会被比更现代的、更理性的列车代替。能剩下的，只是它带给人的记忆。

我模糊记得第一次见到大巴的一些情形。二十几年前，在上幼儿园的某天，听到教室外有人按喇叭，和几个同学跑到马路边见着了停在那的大巴，如果没有记错，车身有几条蓝色的横行条纹。开小卖部的婆婆坐上了车，她靠着车窗，拿着一瓶矿泉水。她和其他人大声地讲着话，一车人都要进大城，去服装厂打工。

喜欢她的位置，靠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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