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打磨厂记

重返老街，没有见到一位老街坊。

老街叫西打磨厂，在前门楼子东侧。这是一条明朝就有的老街，我从小生活在那里。自1947年起，直到1975年，我在那儿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我已经三年多没回老街看看了，上一次去还是2019年的夏天。疫情反复中，三年过去了，老街没什么变化，从西头走到东头，只看见两三个外地游客，没有遇见一位老街坊或熟人。一街安静得很，仿佛睡着了，只有高大的老杨树和细细的新花木，叶子发黄，在秋风中飒飒抖动。

(相关资料图)

老街最西头的三山斋老眼镜店，已经彻底没有了一点踪影。眼镜店太老了，同治三年（1864年）开的，这么长的岁月变迁，没有了，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里很长一段时间，变成小吃店，生意很红火，眼前，已经成为一片轩豁的空场。

斜对面的前门第一旅店的老楼还在，它开业于宣统三年（1911年），如今重整一新，新得如同待嫁的老姑娘，大门紧闭，寂寞地矗立在那里。

所幸，尚在的老院落有好多，协和医院旧址（建于清末，先后作为苏联医院和日本医院使用）、驻前门火车站警察住的小红楼、老颜料店、老药店、老银号、老旅店、老客栈等，百年之后，旧址犹存，也是不容易的事情了。

其中213号，是原来山西祁县乔家开的大德通银号。这是座高台阶的小院，路北，拱券式大门，依然和我小时候见到的一样。院里有一座二层木制楼，三层硬山脊，悬山顶，前出廊子后出厦，有高高的台阶，也有夹壁墙和藏钱的地窖。这是典型的山西银号的格局。它还有个前厅，前些年，我去那里踩着椅子看房梁下的檐檩枋板，上面刻有前后两层的龙纹浮雕。

西打磨厂，曾一度旅店和客栈云集，这皆因靠近前门火车站的缘故。前门一带，旅馆和客栈最多的时候有70多家，西打磨厂就有30余家，占了小一半儿。一般而言，客栈为运货的车夫和押送货物的镖客服务，院子很深，有前后门，前门有高台阶，后门通后河沿，近火车站的货运场，方便进货和出货；旅店住一般的客人，当年，学者邓云乡和诗人邵燕祥、北岛，都曾经在西打磨厂的旅店里小住。

如今，除最有名的第一旅店之外，天成、蚨隆、大丰、同泰、大同等老店旧址都还健在。天成客店灰砖小楼保存完好，砖雕匾额也清晰如昨。大丰粮栈，外墙水泥磨砂，很有些洋味儿，大门两边各有一溜儿窗户，高窗铁栏。它还有一个主人住的后院，院门有一副老门联：“家传事业承冠冕，国倚长才辅圣明。”记得小时候粮栈前常放着一辆两轮马车，后来只剩下两个轮子，我们一帮孩子常踩在轮子上面，当儿童游乐园的水车玩。

西打磨厂当年药店很多，也很出名。小药店恒记，老药铺同仁堂制药车间，是大小药店两端的代表。恒记药店早不营业，却整修一新，房顶上的雕花还在。同仁堂制药车间依然营业，并开设中医院，一直镇守在西打磨厂的东口。在整条老街中，它占地最大，当年建车间时，旁边还盖起了同仁堂乐掌柜的私宅。乐家女儿的绣楼旁边，有一条乐家胡同，现在改叫同乐胡同。一字之差，历史内涵和时代含义俱在。

西打磨厂，也有遗憾，是几处老院落的消失。

一处是福寿堂。它是京城一家很有名的冷饭庄。冷饭庄，平日不卖座，只应承大型官宴和红白喜事。凡是冷饭庄，必有舞台，可以唱戏，因此，都在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里，而且得是三进院带抄手走廊。当年大栅栏瑞蚨祥的孟家、同仁堂的乐家、马聚源的马家办堂会，都会在福寿堂。福寿堂有名，还在于它是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的地方。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一个叫做雷玛斯的西班牙人带着机器和胶片，到福寿堂的戏台放映电影，让中国人第一次见到这洋玩意儿。它在日军侵占北京后倒闭，以后变身为旅店，北平和平解放以后成为银行宿舍。虽然破旧不堪，毕竟承载着北京一段特殊的历史。

一处是刻刀张。这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却一直顽强挺立在西打磨厂96号直至1958年迁到顺义。店小却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传奇：上世纪30年代，齐白石相中了他家的刻刀，特意专程来到小店拜访，不仅慷慨送了店家三幅他画的国画，还为店家书写了“顺兴刻刀”的匾额和一副对联：“我有锤钳成利器，君由雕刻出神工。”因有齐白石的名人效应，郑野夫、李岘、古元、朱友麟……那些名噪一时的大画家，陆续都曾出入过这个拥挤不堪的小院，成为老街一时之盛。

一处是董德懋诊所。董德懋是京城四大名医施今墨先生的得意弟子，主治内科，妙手仁心，颇有名声。比他医术更出名的，是老北京的一句歇后语：打磨厂的大夫——懂得冒儿呀，就是从这儿来的。据说这句歇后语闹得董大夫很头疼，想要改名字，但是，他的老师施今墨先生不同意，觉得做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关键是看自己的医术和心地。董大夫听从了老师的意见，坚持了自己的名和姓。董德懋大夫高寿，一直活到90多岁，于2002年去世。我小时候见过他，那时候40岁上下，正值当年。他面相英俊，个头高挑，穿西装，行中医，住小楼，坐轿车，为人和蔼，举止儒雅，非同寻常。

试想，如果这几处院落健在，改造后的西打磨厂，会是一种什么样貌？会不会更吸引人？老院有名，不仅在于老，更在于有人有事，有自己创造的传说，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如今，由西走到南深沟胡同，这一段老街已经被整修改造，拆掉的老院落，几年过去了，依然是废墟，只是暂时用新修的灰墙遮挡，不知规划何用；保存的老院落，很少一部分还有人居住，大部分已经另作他途，门面与外墙整饬一新。半旧半新，属于老街改造的一种模式，与南锣鼓巷和杨梅竹斜街都不尽相同。

南深沟以东，拆除了或改造了一些的老院落，大部分还保留着原貌，显得破旧得很。一条老街，以此为界，一新一旧，景象迥异。如果你走在老街之西，看到的是老街新景；走到老街之东，看到的是旧时旧貌，一步可以跨进六七十年前我小时候的老街。

这样的景象，非常有意思。在北京老城改造中，带有时代刻印下起伏的痕迹。这条老街的拆迁，大约自三十年前起，那时候，满街贴满了拆迁布告，墙上涂满了大大的“拆”字，我曾经就读的小学校成为了拆迁办公室。后来，讲究旧城保护了，人们意识到没有这些老街老院，就没有了老北京城，它们虽然破旧，却是老祖宗遗留下不可再生的遗产。新的再好，历史却无法再造，不能再那样肆无忌惮地拆迁了。

于是，拆迁改为了腾退，改为了改造，改为了旧城保护。

于是，一条老街呈现了东西两边这样新旧分明的景象。

在这样的时代行进中，除了一些老院落被拆，便是在这条不足一公里的老街上，开辟出东侧路、草厂三条、新开路三条宽敞的新马路。尤为可惜的是，修草厂三条马路时，犹豫再三，董德懋诊所还是被拆除了。

能够为这样城市化进程中留下特殊标本印迹的，还有我住过的老院。这是一座叫粤东会馆的清代老院。以前，这条老街一共有六座老会馆，如今仅存粤东和临汾两座。临汾会馆，在南深沟对面，已经翻盖一新，变身四合院博物馆。粤东会馆大概也是想照临汾会馆模式改造的，只是东跨院还居住有老街坊，如今，只好保留下老门，便于老街坊出入；而在老门一侧另开一座新门，通往新翻修的院落。老门黑漆，新门红漆，一左一右，醒目对峙，似乎有意提示人们时代的分野，有着布莱希特戏剧的间离效果。后来人，大概想不到其中从拆迁到改造再到保护这样阶段性雪泥鸿爪存留的足迹。

重新回到粤东会馆前，两扇大门都紧紧地闭着。上一次来时，我还能分别进去。为我打开老门的是熟悉的老街坊，她把我热情地请到她的家里。以前老院翻修时，被围栏围着，我进不去，都是先进她家，然后她让我踩在她的床上，从她家的后窗翻进老院一探究竟的。那次，新门居然开着，我走了进去，一直走进最里面的院子，那三间东厢房就是我的家，已经成了什么公司的办公室，里面有位像领导的人，走出屋子，无论我怎么说当年我就住在这里，只是来看看，他还是很客气地把我请出老院。

这一次，我站在老院前，站了好久。记得以前，老院大门的西侧外墙上，曾经有一个报栏，邮递员来，每天用浆糊往上面贴一张当日的报纸，贴的报纸多了，厚厚一层，没有人揭下去卖废品。新门占了这段墙的位置，报栏只留在梦中。

我站在那里画了一张速写。老街上，没有一个人，只有老院的两扇大门和我静静相对，秋风秋阳，无语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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