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毫端蕴秀临霜写,口齿噙香对月吟。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心?一从陶令评章后,千古高风说到今。”这是曹雪芹写的一首《咏菊》的诗,借菊抒怀,表达了自己的孤傲不俗之气。
咏菊和画菊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绘画的永恒主题。托物明志,借菊写心,菊花在他们的笔下,是一丛丛的生灵,也是文人自我精神的写照。
《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卷四十八》对菊花的名称就有十种:“一名治藓,一名日精,一名节花,一名傅公,一名周盈,一名延年,一名更生,一名阴成,一名朱嬴,一名帝女花。”在古人的文献里最早的“菊”字的写法并不同,而是“蘜”“鞠”。《礼记·月令》说:“季秋之月,鞠有黄华。”《尔雅·释草》:“蘜,治蘠也。”晋郭璞注:“今之秋华菊。”《初学记·卷二七》引晋周处《风土记》曰:“日精、治蘠,皆菊之花茎别名也。”宋陆佃《埤雅》云:“菊,本作蘜,从鞠。蘜,穷也。”其言中秋之后,各类花卉已开尽,而菊花是一年四季所开的最后之花。
【资料图】
历代文人所看重的是菊的“凌霜之志”,而自古迄今文人在绘画中所要表现的就是菊花的这种意态与精神。对于菊花所赋予的精神意蕴也是不同的,儒家所崇尚的君子之德,道家所推崇的隐逸之风,普通人所追求的健康长寿,都是借菊花之态而抒自我之追求。菊花一旦画在纸面上,就有了不同的意趣,它已经不是普通的花卉,而是君子之花、隐逸之花、长寿之花。
最早赋予菊花精神者,古代有三个重要的人物:屈原、陶渊明、钟会。屈原借菊花寄托理想,体现菊花纯洁与高古。《楚辞》:“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体现自己洁身自好、不随流俗的品德节操。陶渊明对于菊花,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与屈原共同的是把菊花比作为一种“君子”,与自己的精神相契,在《和郭主簿》诗中赞美菊:“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历代所画陶渊明,都离不开菊花相伴。同时,陶渊明归隐之后的田园生活也是以菊相伴,种菊、赏菊、咏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与人同,人以菊在,高洁淡泊、孤傲隐逸。三国的钟会,在罗贯中笔下是一个武将,但他其实是一个文人,他的《菊花赋》对菊花所赋予的精神描述应该最为全面:“故夫菊有五美焉: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五美”之中,除了对君子隐逸养生提及之外,更增加了“准天极也,纯黄不杂”的王者之气。而到了周敦颐《爱莲说》之所谓“菊,花之隐逸者也”,则仅仅只说了菊花精神的一个方面,菊花与莲花,同为古人审美情境中的“君子之花”。
正因为在中国文化中菊花很早就被赋予了浓浓的文化之气,画菊也成为一种传统,延续了千年以上。唐宋时期,黄荃、赵昌、徐熙、滕昌佑、朱绍宗等名家也都是画菊高手,但都以工笔见胜,《宣和画谱》记载,黄筌《寒菊蜀禽图》,画得十分精美。宋末元初的郑思肖,以善画兰花著称,其父号“菊山”,郑思肖自号“菊山后人”,承其父志。他画兰亦画菊,曾有诗:“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无穷。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成为古代咏菊中的名篇。元代赵彝斋、李昭、柯九思、王若木、苏明远、盛雪蓬、朱樗仙诸逸士也是画菊高手。元代之后,文人画家多以写意取代唐宋所沿袭的工笔,另开新局,明代画菊是以吴门画派的陈淳和王榖祥为代表,陈淳《菊石图》和王榖祥《翠竹黄花图》都以菊为题材。徐渭,以大写意画菊擅长,干湿浓淡,出神入化,既把菊花的冷峻突傲,独立自善的情态表现生动,又把菊花自身的和野逸之气表现得透彻淋漓。清初恽寿平以“色晕水染”之法画菊花,兼工带写,打破多年传统,自然而神态微妙。清季以来石涛、朱耷、任伯年、奚冈、恽寿平、郑板桥、赵之谦、蒲华、虚谷、高凤翰、徐玟、邹一桂,以及“扬州八怪”的罗聘、李方膺、李鱓、边寿民、金农等在画菊的一项上都各擅胜场,皆占一格,其后,吴昌硕金石笔法,齐白石温润蕴藉,潘天寿空间构图,李苦禅浓笔带染,林风眠中西融合,娄师白恬淡雅致。此外,还有陈师曾、张大千、王一亭、诸乐三、吴茀之、冯超然、符铁年、汪慎生、陈之佛等近代名家,都各得其法。当代花鸟画创作也是突飞猛进,沉浸传统而出新意,新气象新意象迭出,如吴悦石、张立辰、郭石夫、乔宜男等。
对菊花画法的总结,传统中最为全面的是《芥子园画谱》,集当时名画家沈心友、王概、王蓍、王臬之经验,但以现代眼光来看,他们总结的甚为精彩,但在表现上并没有达到当代花鸟画的表现的程度与境界。菊花作为草本花卉,有标准菊、盆栽菊、悬崖菊、金钱菊等,颜色有白、绿、黄、红、紫等,其形态有球形,有盘形,花头有平顶长瓣花、高顶攒瓣花,有含蕊、将放、初放、全放、残放等几个花期。花瓣有尖瓣、团瓣、折瓣、细瓣、卷瓣,形态有正面、侧面、背面、上仰、下俯等。画家画菊,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要在有力、有神、有笔、有墨中表现其神态。书法的中锋用笔,画面的透视关系,都是表现菊花精神意蕴的关键,寄性情于有无虚实之间,将不同时段、不同形态的菊花赋予一种生命蓬勃的意境之中。唐代张彦远论吴道子画:“意在笔先,画尽意在,虽笔不周而意周也。”明代高濂说:“士林中能作隶家画品,全在用神气生动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为高。”清代恽寿平说:“今人用心在有笔墨处,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倘能于笔墨不到处观古人用心,庶几拟议神明,进乎技已。”这些古人对于绘画笔墨的论述,依然是画菊包括一切花鸟画之准则与经验。古人认为,一个艺术家要具备才、胆、识、力,但对于事物的认识上,要具备理、事、情三方面的把握权衡,“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叶燮《原诗》)。对于画菊之道来说,也有其独到的道理。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元稹诗)。“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杜牧诗)。古人在众多的花卉中选择了梅、兰、竹、菊四种作为“花之君子”,而菊花又以其特殊的形态,成为文人诗歌绘画中吟咏和描述的对象。“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菊花是花,但它更给予了人们的情怀寄托,文学家与画家要去共同构筑一幅精神的图画。
《红楼梦》中薛宝钗这个文学人物也作了一首《画菊》诗:“诗余戏笔不知狂,岂是丹青费较量。聚叶泼成千点墨,攒花染出几痕霜。淡浓神会风前影,跳脱秋生腕底香。莫认东篱闲采掇,粘屏聊以慰重阳。”这本身也是曹雪芹的诗,说薛宝钗诗后戏笔画菊,乃乘一时之逸兴不经意所作,“泼墨”“攒花”都是画菊画法的经典词汇。
中国人对菊花的欣赏,也有一个长期积淀的过程,诗人对菊花的激情咏怀,文人对菊花的静默描述,画家对菊花的生动描绘,都呈现了中国人对美的深深追求。美感是人的心理能量与文化因素互为因果的关系,兴之所至,物我两忘,心我化一,情铸其间,审美在长时间延宕,在空间中缓冲,审美成为了不含欲望或者较少欲望的一种快感的过程,在静默的观赏之中体味着“此在”的丰盈与虚淡,这就是东方审美特有的心态,也是由古及今以菊花为主题所带来的不同的文化现象的归结。
作者:吴川淮 陕西省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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