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快讯:东阿鱼山的荒冢，曹植的长眠之所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在大诗人李白的笔下，陈思王曹植似乎永远是那个诗兴与酒兴齐飞的倜傥公子。这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却不免掺杂了太多的浪漫色彩。

被封为“陈王”的时候，曹植已经是曹魏的一名“高级囚徒”。他名为“王”，却毫无人身自由，数年之间，他多次被迫迁徙封地，心力交瘁，而所居之地又都不是什么富庶的地方。他曾在文中写道：“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朝廷给予藩王的待遇不佳，“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而因为此前的罪过，曹植各项待遇又都减半。

曹植的境遇，源于他的兄长与侄子的提防。他曾经是曹操最喜爱的儿子，少有才气，出口成章，多次跟随曹操征战四方。他曾在《白马篇》中肆意抒发着对建功立业的志向：“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曹植看来，在功业面前，他所擅长的辞赋甚至都是“小道”。

(资料图)

然而，诗人所特有的天真烂漫，在与冰冷的政治相撞时，总落得头破血流的下场。在残酷的世子之争中，曹植最终因为多次肆意妄为、贪杯醉酒，令曹操大失所望，与世子失之交臂。

曹操去世时，曹植29岁，他的人生在这里被劈成了两段，在失意落寞中度过余生。他的诗文风格也随之一变，于是我们看到《怨歌行》中被猜忌的周公，《七哀诗》中被遗弃的妇人，《赠白马王彪》中微凉的秋风、孤鸣的寒蝉，《洛神赋》中缥缈的神女、哀恸的别离。他也曾上书朝廷，请求戴罪立功，为国效力，但所换来的是持续的猜忌。文学成为他仅存的自由。

太和三年（229年），曹植被徙为东阿王，在此居住三年。《三国志》载：“初，植登鱼山，临东阿，喟然有终焉之心，遂营为墓。”万念俱灰的曹植，在生前就为自己选好了东阿鱼山这一托身之地。三年后，年仅41岁的陈王曹植薨逝，他的诗文为后人传诵，他的遭遇为后人同情，他的长眠之地却始终是一个谜团。

1951年6月，平原省（1949年置，1952年撤销）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鱼山一座古墓进行清理发掘。这座墓冢荒废已久，掩映在荒烟蔓草之间，而且遭到了严重的盗扰，可谓一片狼藉。

根据考古勘探，墓室为砖结构，大致呈东西向，平面呈“中”字形，由外甬道、前室、后室组成。尸体安置在云母片上，已腐朽，仅存部分骨骼。随葬器物摆置在棺木左右两侧，左侧是陶井、陶车和陶鸡、鸭、鹅、狗等家畜家禽俑；右侧是陶灶具和餐具，如陶灶、陶案、陶壶、陶罐、陶盆、陶耳杯等。此外，还有玛瑙坠珠、玉璜、石圭、石璧和铜铺首等。从初步发掘来看，该墓墓室简陋，出土文物价值不高，而且没有佐证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是否曹植墓尚有争议。

1977年3月，东阿县文物部门再次清理曹植墓，意外地在墓室前门道高约3米处的墓壁发现一块铭文墓砖。该砖的三面刻有铭文，一面为“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一面为“里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一面为“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

连读可得出一段重要的信息，即太和七年（233年）三月一日至十五日，兖州刺史派朱、周两姓士家二百人去修建“陈王陵”，作为补偿，每人享有二百日免除服役的待遇。太和七年即曹植去世的次年，而“陈王陵”也与曹植的身份匹配，东阿曹植墓的真实性得以证实。

东阿曹植墓现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内复建有山门、碑亭、碑林、子建祠等建筑。曹植墓存有一通刻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的墓碑，碑高2.57米，碑文共931字，书体为楷书，兼用隶篆。此碑早年曾湮没在大清河（今黄河）中，到清代始捞出，还置于墓前并建碑楼保护。

在曹植墓旁还有一处梵音洞，以及一座梵呗寺，这都与曹植创作梵呗的传说有关。根据佛教典籍记载，曹植在鱼山曾经听到空中飘来的“梵天之响”，他感悟佛法，文思如泉，于是就写下了中国最早的汉地佛教音乐——梵呗，曹植也被誉为中国佛教音乐鼻祖。

东阿曹植墓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发现的历史名人墓葬，也是现存为数不多为考古证实的三国名人墓葬。在发掘之初，墓中部分出土文物被调往北京，如今成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在“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我们能看到一张陶案和两件陶耳杯，它们虽然是随葬明器，但模仿的是现实生活真实使用的器具。魏晋时期，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习惯，故而陶案也比较低矮。耳杯则是魏晋时期常用的饮酒器具，站立于展柜之前，曹植伏案持杯饮酒的形象似乎就浮现在眼前。

在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玉器艺术展”中，陈列着东阿曹植墓出土的唯一一组玉器——组玉佩。这套组玉佩一套四件，云头形玉珩位于最上端，中间是两件相向排列的玉璜，梯形玉饰位于最下端。整体优美，光素无纹。在玉器上发现有穿系的透孔。据专家推测，四件玉佩应是与玉珠、玛瑙相串联在一起的，很可能是曹植生前佩戴之物。

组玉佩肇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兴盛于西周时期，至西汉趋于衰落。东汉末年，组玉佩制度一度被废弃。曹操统一北方后，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推行了新的礼仪佩玉制度。“建安七子”之一的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在汉明帝“大佩”的基础上，创制出一套新式样的组玉佩。曹植墓出土的这套组玉佩，就是目前所见王粲新创玉佩制度最早的实例。

作者：成长 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 出版有《乱世来鸿：书信里的三国往事》《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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