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再写一本 梁记面食店就关张了

随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新作《中文桃李》的推出，作家梁晓声4月22日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他的“梁记面食店”还剩一缸面了：“《中文桃李》是我倒数第二本长篇小说，还有一本在写着，不管水平怎么样，‘梁记面食店’就要关张了。”梁晓声笑说，搁笔之后的他会像所有普通老人一样，坐在路边晒着太阳。

在梁晓声看来，小说家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写小说跟一个面点老师傅开面馆没有多大区别，都要把面食做得好一点，要保证食材的环保。我做了一辈子，不管好坏，也就做到这个程度上了。人有的时候还是要放下，不要太执拗，但是我缸里还有一团面，这团面它不能浪费，所以就再写一本。”

为80后写本书是一个心念  写年轻一代的挑战首先是语言

《中文桃李》由作家出版社最新推出，梁晓声将目光对准“80 后”大学生这一群体，故事从 2000 年讲起，中文系新生李晓东和徐冉在去往大学的火车上初遇，小小的冲突后，彼此的印象都堪称不佳，他和她都没想到，这是一场漫长的缠绵抑或纠缠的开端。

《中文桃李》是梁晓声第二次写“80后”，2020年他曾出版《我和我的命》， 主人公“我”是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是女孩被父母遗弃，不料却因祸得福，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

谈及《中文桃李》的创作初衷，梁晓声表示，作为老师，他教过很多80后，他的孩子也是80后，所以，为80后写点什么，一直是自己的一份念想，“第二个是我毕竟教过中文，想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一点记录，《中文桃李》里没有我学生的形象，都是虚构的，但是学习环境的感觉是真实的，对我会是一个纪念吧。还有一点就是写完《人世间》后，我想写一部不那么沉重的作品，可以放松一下，否则人家以为我就是一个多忧患、多沉重的人，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人。《中文桃李》里经常有小小的幽默掩藏在字里行间，这也是我生活中比较真实的一个状态。”

《中文桃李》中，梁晓声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他解释说用第一人称让他有亲近感，“换位思考嘛，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我和我的命》也是第一人称，但因为写的是女孩，所以语言和性别上，总有一种和我并不完全吻合的状态。《中文桃李》写男孩，我觉得虽然我70多岁了，但还可以。”

对于自己是否和年轻人有代沟，梁晓声认为代沟不是想没有就没有的，“你到年轻人中去，和他们天天打成一片，代沟还在，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代沟不影响我们在没有代沟的那个方面去交流。虽然你在沟那边，我在沟这边，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亲密地交流。”

写年轻一代的挑战在哪里？梁晓声坦承首先是语言，“现在的语言变化太大了，尤其是网络语言频频更新，我没有办法融入到那个语言中去。”

相比之下，梁晓声说自己对于80后的语言理解得还好，“就是我儿子的年龄嘛，他跟我的语言有一些贴近。70后后半的这些作家们，尤其是80后，写起自己同代人的时候都或多或少有顽主的气质，好像不那样写就不像自己的同代。事实上，生活中我接触下来的学生们根本不是这样，我个人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写作规律？一到写作的时候，也是一个有意代际的标签化？我更喜欢我笔下的这些80后，他们也开玩笑，也幽默，但是他们身上没有顽主的那种气质。”

梁晓声直言不喜欢“顽主”这样的人，“无论任何年龄的，我是不喜欢的，因为生活就是生活，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是要庄重对待的。我们现在许多时候都把一些应该庄重去思考和认知的问题，掺杂进了游戏里，掺杂进了讨好、取悦听众和观众这个心思，至少《中文桃李》里，我没用这样的桥段。”

汪教授讲的课就是我的上课内容  想让范伟来演汪教授

《中文桃李》中有个汪尔淼教授，他的讲课内容，他对中文和教育的思考，对于几位80后主人公影响深远，是他们的“人生导师”。梁晓声透露，汪教授身上就有他很深的影子。

梁晓声说汪教授讲课的内容，基本上也是他讲过的课，是他引导学生们来讨论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大家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尤其是家境不太宽裕人家的儿女，还要承担着学费的压力，如果在课堂上，我只是带着大家说，‘看我们如何读懂一篇小说吧，’这个课堂显得太没有智性了。我个人觉得，如果是古文，那一定是需要老师们、老先生们来谈，现代文学的话，我觉得到了高中之后，几乎就没有学生们读不懂的，只不过是读懂了之后不同的懂法，因此更好地上课，其实是通过一部文学作品之后，引发了怎样地思考，那个思考性的话题以及延伸的讨论才是有价值的。”

所以，在《中文桃李》中，汪教授让学生们讨论电影《出租车司机》，讨论《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看的，讨论《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甚至讨论到和中文没有关系的罗丹的作品‘人马’，我觉得这些讨论才是中文系专业的意义，这些也确实是我在大学里面上的课。”

对于自己的“老师”身份，梁晓声很是骄傲：“除了我们语言大学的学生，还有周边的林业大学、地质大学、矿业大学的学生也来听课。我觉得他们听过我的课，不是说三生有幸，也是应该留下很深印象的。你要知道我们考研的时候，有谁看过《战争与和平》呢？我带他们看电影《战争与和平》，带他们看电影《出租车司机》，后两堂讨论时，我会让同学出去买饮料、买面包、买糖，大家可以含着糖趴在桌子上，怎么舒服怎么来，只有我这位老师一个人在讲台上拿着粉笔走来走去，我觉得文学课其实这样讲才对路，但可能在其他大学里不允许。”

梁晓声希望《中文桃李》能拍成电视剧，目前这事也已在筹备之中，梁晓声认为范伟非常适合演汪教授，“我没见过范伟本人，但是我比较欣赏他的表演，他的面部表情，尤其在他眯起眼睛微微一笑的时候，有着一种宅心仁厚的状态，而这个状态我认为是汪先生应该有的宅心仁厚。”说及此，梁晓声还问记者，觉得范伟演汪教授合适吗？

梁晓声曾在电视剧《人世间》中客串了审判长，问他为何不想自己本色出演汪教授，梁晓声连连摇头，“表演是一门专业，太厉害了。我按照自己上课时的样子演，那构不成欣赏。我上课的话，学生们可以听，但是没有学生以欣赏的目光看着老师，他们欣赏的是老师讲课的内容，而演员的表演，是构成我们欣赏的。”

庄重的事情不需要那么多诙谐  此心安处是吾乡

梁晓声坦承，《中文桃李》讲的不是文学的困境，而是一些中文专业的青年人的困境，“我对于文学的困境应该说是不太在意的，因为文学从它开始产生的时候，只是一部分人的事情，文学的困境不是人类所有困境中多么严峻的事情，所以这里更多谈的是中文专业的学生，他们从业后所面临的一些困惑以及他们是怎样思考的。”

相对于其他有着严格标准的专业，梁晓声说中文专业的特殊性就在于“哪怕我是半瓶水，也可以晃荡得很厉害，装出特别深刻的样子。这点不但有时候会使学生如此，老师讲课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的如此。因此我们在听学过文史哲的知识分子说话的时候，总觉得他们说的话有时貌似深刻，但是仔细琢磨起来都不着调。”

在教中文的梁晓声老师看来，有些讨论的问题是庄重的事情，“庄重的事情不需要那么多诙谐，不需要那么多搞笑，幽默是需要的，幽一下默就可以。可是你看现在一些知识分子谈话的时候，把许多场合都变得有娱乐性了，一个人如果开场白不像脱口秀一样热一下场，好像就不能进入讨论问题，一堂课45分钟，时间都是人家交学费才有资格坐在那儿的，所以这些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中文桃李》中两个主人公李晓东和徐冉在“北漂”之后选择了回老家，梁晓声认为年轻人把“成为北京人”作为自己的人生方向这一想法“很可笑”，当然，“北京房价要很低的话，我还是赞同大家留在北京。”

在梁晓声看来，无论是选择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还是选择回老家，“此心安处是吾乡”，而对于那些没有家庭背景，没有遗产继承的普通人而言，“有一种绝好的东西留给了我们，就是书籍。任何个人、家族都无法垄断书籍，很多有钱人对于从书籍中来获得能量，也不在意，因为有了很多钱的人就不必从书籍中去获得能量，但这是留给我们的。所以书是属于我们的，只看你读到什么程度。”

我的人生是报告文学类的  来不得半点浪漫抽象虚伪

《中文桃李》中，徐冉说生活可以分为诗歌类的、散文类的、报告文学类的，问梁晓声的生活是哪一类的，他说：“我没经历过诗一样的人生，压根就没那样想过，我可能从少年时期就在想我这辈子就是报告文学，写实，来不得半点的浪漫、抽象、虚伪。因为家里那么困难，父亲在外省，母亲体弱多病，她撑起来这个家，我还有一个生病的哥哥，其他的都没有。虽然我看了很多小说，我当时并没有浪漫起来，我的这种浪漫情愫可能最多是在早期的一些知青小说里头出现。”

梁晓声笑说每次学生来看他，他总是问人家房子是买的还是租的，“我会建议他们买下来，人家要是说买的房，我还会问多大面积，我觉得这才是人生。这是不是有一点俗？不浪漫，不激情。”

虽然不浪漫，但梁晓声说自己从开始写作，就是在写情，只不过这个情不仅仅是爱情。“我是不太愿意靠爱情线索和爱情内容来撑起一部书的，所以当别人问我《人世间》中哪些最感动我，我说男女之情不会打动我，我从最早读书的时候就这样，可能是男孩子，我们怎么会被贾宝玉和林黛玉、唐明皇和杨贵妃感动呢，那是你们女生的事，我个人可能更感动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情，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友情。”

小说家并不比别的职业高  深刻要装的话  本身也很吃力

《中文桃李》中，梁晓声还“自黑”了一把，书中说梁晓声去李晓东和徐冉的老家作讲座，有人给了李晓东三张票，徐冉没有兴趣去听，在“服务中心”当主任的徐冉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参加追悼会，有那么几天，她赶场似的，一天就要参加三次追悼会，徐冉说：“如果由我来讲文学与人生，肯定比那个梁晓声讲得好。”

梁晓声说自己喜欢徐冉的这份工作，“我突然觉得又有点像《人世间》里边春燕的儿子牛牛（牛牛是在火葬场工作），但这是巧合，因为我写《中文桃李》时完全忘了春燕。”

梁晓声认为或许与年龄有关，他越来越多地思考生死是怎么回事，所以在书中给徐冉安排了这样一个工作，“经常参加追悼会成为她的职业的话，我觉得这个人好像应该把许多事情都能够参透。”

除了小说，梁晓声还曾写有《九三断想》《凝视九七》等兼具随笔性质和批判性质的作品，梁晓声表示写作的动机，是因为在中国转型时期开始的时候，有一年类似一个拐点，“那一年出了好多皮包公司，还有下岗、失业，突然我们身边有人挣了大钱，多得可以用震惊两个字来形容。我们那时候工资最多一千多，突然说谁谁谁一件事就挣了几万。所以在这个拐点的时候，就有了写些什么的想法。”

梁晓声把写作这件事定义为时代记录员，而若以小说来记录时代，显然速度会很慢，于是梁晓声就写杂文写随笔，“到《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时候，写得相对更宏观一点，有一点跨界的感觉，从小说跨界到写社会性文章。我不以自己的跨界觉得害羞，我觉得那些也都是值得写的，而且我甚至有时候也会沾沾自喜，觉得我写的也还是可以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出了后，社科院的人说：‘你看我们要做的事情让人家做了。’说明我写的还是受到了关注。”

对于那些写小说、看小说，眼里只有小说的小说家，梁晓声说自己不会和他们来往，“我个人觉得小说家眼中要有更多的事情，关注更多的现象，我们回看文学史，好多优秀的小说家都是如此，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屠格涅夫如此，甚至包括雪莱、拜伦、海涅这些诗人也如此。”

对于小说家这个职业，梁晓声认为“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我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我们装出深刻的样子，这个深刻要装的话，本身也很吃力。话也不好好说了，小说也变得晦涩了。其实小说没那么伟大，应该说许多人拿起笔写人生的话，只要文字不错，他都可以成为作家，作家又伟大到哪儿去？文学的重要性只是在一个时段内和西方启蒙同步了，它起到了推动整个社会的作用。到后来和平年代，你不过就是个写小说的，和那些搞音乐、搞表演的，和科学家比起来，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不认为小说家这一职业在今天的人类社会，比别的职业更高。这是我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在《中文桃李》里调侃了一下。”

人的一生除了真善美  其他都是过眼烟云

除了爱考虑生死问题之外，梁晓声说现在的心态也平和了很多，以前也曾愤怒，也曾经历过撕裂的状态，但是现在已经“不撕裂了”。

梁晓声注重友情，所以有《人世间》里秉昆他们的“六小君子”，有《中文桃李》中对李晓东和徐冉好得不计回报的官二代王文琪。梁晓声说也许读者会觉得王文琪那样不求回报一味付出的友谊不真实，可是他生活中真的有这样的朋友，他感恩从知青时期就让自己遇到了珍贵的友谊。

而对于自己的文学之路，梁晓声说要感谢他当过两届十年的海淀区政协委员，当过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经历，因为这期间让他认识了很多好朋友：“从40多岁开始，我接触到另外一类知识分子，他们跟文学界没有关系，可能还是官员。”

政协委员这个身份还让梁晓声有了发表意见的平台，“我在开会时拍过桌子，有因为生气扭头就走的时候，那时很任性，但是只要你说得对，是方法，几乎都会被采纳，当然还有一个可操作性。我们那时候讲可操作性，这就逼迫你去更全面、更客观地调研考虑事情。”

在会上“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发表意见后，梁晓声说自己的脾气也得到了释放，“写小说的时候就不撕裂了，因为我有意见都对最应该听到的人说了，而不是反过来，我见了身份很高的人物，掩藏起我的意见，说他爱听的话，回过头在小说里面开始使暗劲。我觉得这样的小说家活得也比较拧巴，关于我在会上的段子也是比较多的，我该怎么说全说了，已经表达了，到小说里边我可以不那样了。”

年过七旬的梁晓声感慨说或许他这个年龄的人都会反思人生的意义，他说在《人世间》中写光明出家的时候，曾想在出版前再加一段，“就是光明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青年了，他去北普陀的路上遇到大雨，他是盲人，然后迷路了。我脑海中始终有那么一个画面，那个画面我一想自己就很感动：在迷路的过程中，暴雨倾盆，天上闪电雷鸣，这个十八九岁的盲人青年就地盘坐，在天地之间，因为他也不知道往哪儿走了。他是在发烧的情况下被北普陀寺的僧人们给背回去了，然后老僧人就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说我要回家，然后这个老僧人说你到家了。”

梁晓声说自己写到这的时候，就想自己70多岁的人生走过，人这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想来想去，除了真善美，其他都是过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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