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青年报
展览:布鲁斯·瑙曼:OK OK OK
展期:2022.3.11-6.12
地点:木木美术馆(钱粮胡同馆)
“皮特和李皮特(Repeat)坐在栅栏上。皮特掉了下来。剩下的是谁?李皮特。皮特和李皮特坐在栅栏上……”四个小丑穿着巴洛克式的或波点红发巨鞋的服装,他们戴上了抽象的面具,走进规定区域,不寻常的是,他们不是要表演笑,而是要表演恐怖。漆黑的环境,没有答语的现实,逼迫着他们,而每当观众向前一步,这份逼迫又近了一步。众所周知,小丑的自杀率极高,他们匿名、隐秘,却要贡献出快乐和福祉,想来极残酷。在影像中,小丑坐在马桶上看杂志,或者举着鱼缸维持着平衡,或者讲着没完没了的笑话,他们都发出了抗议:“不,不,不!”“我撑不住了,我撑不住了!”……这些画面呈现于木木美术馆“布鲁斯·瑙曼:OK OKOK”的展厅中。
《小丑酷刑》最早公开出现在1989年惠特尼双年展。小丑在很大意义上是抽象的造物,他们不是生灵,而是非人性的存在。而非人性就是布鲁斯·瑙曼的一个主题。孤独但专注,丑陋但悲伤,是这个事件的关键词,也是瑙曼借助小丑影像表达的故事。瑙曼对人类的境况还有所期待,尽管残忍和拒绝也是生命中的常态。
艺术是行为 而非产品
布鲁斯·瑙曼生于美国印地安那州,幼年随着工程师父亲四处迁移。在这个过程中瑙曼习惯孤独,并在孤独中练习着“封闭”的观察。瑙曼先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数学、物理、音乐,而后就读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学习艺术。瑙曼是第一批在大学接受纯艺术教育的艺术家,在瑙曼之后,纯艺术教育继续发展,并逐渐扩大到今天的规模。瑙曼的成长和纯艺术教育的发展有很大关联,某种意义上他也为我们勾勒了纯艺术教育的限度和可能。
1964年,瑙曼永远地放弃了绘画,在其艺术生涯中,你几乎找不到绘画的痕迹。瑙曼关心的是艺术应是什么,艺术能成为什么。没有了绘画,可供利用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音乐、舞蹈、文学,事实上,瑙曼在一开始统统都用了。以音乐为例,瑙曼当时热衷于史蒂夫·莱奇、菲利普·格拉斯、特里·赖利、拉蒙特·扬的音乐,他甚至还为拉蒙特·扬的乐队演奏过贝斯。瑙曼喜爱的艺术家还有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作曲家约翰·凯奇、现代舞编舞家默斯·康宁汉。
从绘画的场域离开,迎面而来的就是时新的媒介。二战后是媒介大爆炸的时期,以广播切换为电视为起点,媒介变得越来越丰富,且越来越和社会动向联系在了一起。瑙曼称得上是艺术界最奉媒介的艺术家,他几乎采纳了所有重要的现代媒介,比如录像、音频、全息投影。瑙曼是最早的录像艺术家之一,录像艺术的出现主要归功于便携式录像机的出现。与胶片机不同,便携式录像机可以即时观看,也可以更好地校准和修改影像的时间和质量。机器只是机器,如何通过机器实现艺术所寻求的症候呢?而不止是艺术,涉及人的本体论又有哪些不同呢?
离开大学后,瑙曼在旧金山艺术学院做初级教师,工作和钱都很少,荒诞和趣味也很少。“如果你自视为艺术家,在工作室里工作,但不是画家,你不会从画布开始,你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在椅子上坐下来,或者踱步。问题又回到:艺术是什么?”试想一下,瑙曼拿着他用不多的经费炮制出来的荒诞照,冷漠地向自己发问,艺术是什么?瑙曼拒绝做重复性的工作,他花了很多时间用来观察和思考,寄希望于用最有效的方法呈现他想要的东西。瑙曼想到的答案很快就成了世纪后半叶艺术界共享的一个基本信条:如果我是一个艺术家并且在工作室中,那么不管我在工作室中做什么,那都将是艺术。在这样的意义上,艺术是一种行为活动,而非产品。
艺术家“消失” 观众才会驻足
在1967年到1969年间,瑙曼在米尔谷、尔湾或帕萨迪纳,他录制了24支影片,这些影像很简单,聚焦于艺术家的创作以及工作室。瑙曼在他的工作室里踱步、丢橡皮球、操纵荧光灯管、重复拉小提琴的一个音符、跌入角落等等。这个主题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丈量工作室(想得美约翰·凯吉)》则将镜头对准工作室的老鼠,以及一只叫图斯克的麒麟尾猫。影片长达5小时45分钟。当艺术家离开后,这些流窜的小动物牵引着我们的视线,探索作品、收纳箱、梯子、录像带所编织的叙事。艺术家置换成了老鼠,对于这个空间来说都是陌生的来客,但焦虑淡化了,自我渐渐显影。而《光线变化的带房间的走廊》中那个每隔126秒就完成一个循环的走廊是否就是这样一个通道?
无论是《以夸张的姿势围绕一个正方形的边缘行走》还是《走进走出》,瑙曼都把注意力贯注在受限制的状态和表达上。前者以双层正方城堡和Contrapposto(对立平衡)为切口,被限制而有自由;后者以影像碎片和时空并峙为切口,被撕裂而后再生。他所尝试的无非是与环境对话,与境遇对话,与象征对话。他甚至卓有成效地剥夺了观众的眼光,走进其中的观众得不到艺术的祝福,相反,他们得到的是生命与绝境抗衡的噩梦与晦暗。
瑙曼并没有拓展媒介的使用可能,相反,他压缩了媒介。透过瑙曼的装置和影像,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监视器或显示器。瑙曼几乎将所有的内容都丢进了显示器中,但在其中表演的绝不是瑙曼,而是每一个观众让渡出去的意识碎片。他就这样穿过窄长的走廊,摆出一些姿势和态度,但阴影和痛苦还是毫无保留地呈现在监视器、镜子、表演空间,它们滚动播出,永不休止。艺术家“消失”,真正的观众才会留下来驻足。其实这样的人与境遇的创造性联结并不难理解。那些地下的艺术家不都是如此吗?
“喂我,吃我,人类学。”“帮助我,伤害我,社会学。”“喂我,帮助我,吃我,伤害我。”《人类学/社会学(旋转的兰德)》是瑙曼1969年尝试的声音雕塑的扩展版本。1968年,瑙曼在工作室反复播放,“离开我的思想,离开这个房间。”“滚出我的思想,滚出这个房间。”在反复倾听后,你会发现,命令式的语调变得缓和,最初的惶恐和疑惑慢慢消散,你抓到了一个图景,而它也由远及近地抓住你,大概就是类似记忆的东西。你反复听着,反复坠入这个那个不仅属于现实,但属于命运的深渊里。像是听禅一样,又很不相同,你没有真的感动,但越发理解了什么。这些符号可不只是符号,而目下身前的你又怎么独独还是你?你置身于《原材料》的声音场中,想要消失,但你正在变得坚硬。
“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我可以创作一些会消失的艺术,一些看起来不像艺术的艺术。在这种情况下,你注意不到它,直到你有意识地关注它。接着,当你集中注意力去阅读这些文字时,你将不得不对它们进行思考。”瑙曼曾解释说。而会消失的艺术,难道不就是那些大学时代的艺术吗?那短暂而纯粹的青春时代,当然还有现代艺术的青春时代,瑙曼保留了这一切,他将它带往墨西哥州,带往地下。当《真正的艺术家通过揭示神秘的真理来帮助世界(窗户或墙面的标识)》旋转,《一百遍生存和毁灭》又是属于谁的话语?而《上吊的人》会带来魔术,我也会消失,而《生、死、爱、恨、快乐、痛苦》只留下这字母和字母之间的挤压、感受和感受之间的摩擦、碎片和碎片之间的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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