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田：追问命运 我以画笔刻刀作答 以剧中人悲喜哭笑作答

李保田年过七旬，少有露面。他以“超本色表演”的能力塑造了刘罗锅、喜来乐、王保长等诸多影视人物形象，形态各异，堪称经典。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活字文化，近日推出李保田唯一一本图书作品《自说自画：李保田》。在书中，我们既能看到昔日熟悉的他，又会震惊于他的N多不为人知的才华与天赋。下文为《自说自画：李保田》中的文章《形在言中——李保田自述》。人世飘零、至亲离去，刻画了他沟壑纵横的脸，也刻下他自己的唯一的艺术。

父母的一封“人民来信”

让我在学校成为“人民公敌”

小时候，我并不是个灵秀聪明的孩子。母亲说我曾经胖而好玩、憨态可掬。贪玩好奇自不必说，这是小男孩的常情，却透不出日后离家出走、多年流浪的征兆端倪。

我五岁那年，厌烦了幼儿园的单调乏味，趁人不备，一溜烟儿跑到了离家不远的街上，东游西逛，饱看街景。那是个星期天，我头一次觉得没人管真好。

逛累了我就蹲在路边看那些大孩子玩儿弹球。玲珑剔透的球儿在地上美妙地滚动，我两眼直直地盯住那些尤物，却不料幼儿园、父亲单位、家里上上下下早已沸反盈天。天渐渐黑了，我浑然不觉。突然有人从背后狠踹了我一脚——是父亲，他暴怒地揪住我的耳朵，将我从地上拎起来。

当晚回到幼儿园，所有的人不约而同从小床上坐起来，猫头鹰一般雪亮的眼睛怒视我。一霎时，我发觉自己第一次成为异类，成为众矢之的。平时藏在枕头下的小玩意儿全都不翼而飞，被那些满腔正义的小朋友瓜分掠夺了去。从那时起我开始纳闷儿，为什么凡人总把自以为稀罕宝贵的小东西放在枕头底下。大概是把它们看得和自己的脑袋一样重要，需时时挨着，甚至还要带进梦里去。

那时我就很有特立独行的气质，极少与别人一起玩。这种自我意识在家里，尤其在父亲面前更是频频受挫。

弟弟们陆续降生，我渐渐失宠，没了逗人喜爱的样子，竟至变得细瘦难看。小学四年级结束时，我数学不及格，补考再次不及格，便留级。父亲说，行，不给你买书了，用你的旧书吧。我上哪找旧书去？课本都烂了，都让我撕咬成椭圆形的了，上面还画了好多的刀枪剑戟、武侠人物，课文内容都不全了，这使我比同学们矮了三分。因为留级，我在班里面大一岁，个头比别人高一截，这可不是鹤立鸡群的感觉，而是羊群里出了一头驴的感觉，又让我觉得矮人三分。严重的自卑心理让我更没有心思好好学习了。

老师把我当作学习态度不端正的活样板，常叫到讲台前罚站。久而久之，老师和我都习惯了，以致有一天这种习惯成了自然——老师忘了叫我放学回家。我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教室里看着漫天的雪花出神，直到母亲到学校来找我，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父母认为老师这种教学方法有欠妥当，写了一封“人民来信”给学校，他们不知，这一举动竟然使他们的儿子在学校成了“人民公敌”，被学校里所有的人挖苦、嘲笑。老师们要么十天半月也不提问我一次，要么就是几科的教师轮番教训我。久而久之，我也就习以为常了，于是得一外号——橡皮脸。

十三岁去南京学戏 没能学唱京剧，却留下“小看柳子戏”印象

小学六年级那年的冬天，江苏省戏曲学校与江苏省文化干校来徐州招生。我背着父亲，领了一个弟弟去报名。

考试的时候，我竟然表演得活灵活现、活泼乖巧。我和弟弟很快都接到了录取通知。通知上要求2月24日晚上大家集合一起坐火车去南京。

我终于嗫嚅着告诉父亲我要去学戏，不再念书了。父亲一如想象中的大怒，暴打了我一顿。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父亲母亲就只好放行让我去戏校。

离集合的日子还有一天，我兜里揣着父亲给我们弟兄买的电影月票，在街上晃荡。一天下来，看了四五场电影，最喜欢的那部《大闹天宫》，我已经倒背如流，又看了一遍。

第二天，我简单地收拾了行装，离开家，到南京去了。那是1960年，我十三岁。至今我仍不能确定，去学戏和在学校里念书，到底哪个会更有利于我的后来。

南京的日子全不如想象的多姿多彩。我原本喜欢京剧，现在却要学柳子戏。南昆北弋，东柳西梆。柳子戏乃是一个濒临失传的民间剧种。戏班里的师傅来源于民间，从没有进过科班，也就是高级戏迷、票友的水平。当我表达了想学京剧的愿望时，团里的人有些愤怒地说：“这孩子竟然看不起我们的柳子戏！”

我终究没能学唱京剧，却留下“小看柳子戏”印象。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学“丑”行。戏台上“丑角”机智、活泼、滑稽、俏皮，讨人喜欢，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因为一直渴望讨人喜欢才选择了学“丑”。我的师哥当时已经二十岁，是团里的青年演员，自从我报了学“丑”行，他便视我为挑战者。

不久母亲到南京出差来看我，她流着泪劝我回去念书，我拒绝了，心里却几乎承受不住母亲的伤心流泪。母亲将一块绣着小花的白手绢给了我，我一直将它视作温馨母爱的象征，后来这块手绢成了我师哥一条裤子上的裤兜胆。

剧团环境加重了我孤僻、自卑，又自负的倾向

我不喜欢社交，比较孤僻，这跟性格有关，而孤僻的人一般比较自卑，比较羞涩。我成长的剧团环境，加重了我孤僻、自卑，又自负的倾向。

问题出在全团成员与我的关系上。

1960年我进入剧团，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团其他的孩子都是农村来的，就我一个是城里的，于是他们一帮挤兑我一个。我很孤立，也因此加强了自卑心理。

夏天来了，我在这个充满敌意被人奚落的氛围里却有一件令乡下孩子眼馋的好东西——一顶雪白的单人蚊帐。那是我从家带来的。师哥说：“我来挂蚊帐。”于是我的好东西就成了他的。这并没有使我怨愤不平，因为尊敬师长是戏班的规矩，我自然应无私奉献。况且师哥大我七岁，对他依顺似乎天经地义。乡下的蚊虫多，师哥在蚊帐里睡得香甜，我在帐外被蚊虫疯咬，但我并不十分难受，我想师哥如果隔了帐子看我，我不是也在帐中吗？

不能同师哥建立甘苦与共的关系着实令我苦恼了好长一阵，虽然我牺牲了蚊帐和母亲送我的手帕，仍于事无补。学习不得要领的时候，师哥经常夸张地将我的败绩学给别人看。

我的师父是那几年唯一善待我的人

我的师父是个善良的老人，团里的副团长，是那几年唯一善待我的人。他不像别人的师父那样要求弟子俯首帖耳地伺候他，例如端尿盆一类。但是假如他要求，我一定心甘情愿的。

师父没有多少文化，老婆孩子都在农村。他内秀而寡言，平日里全然看不出演戏人的神采，然而一到台上，他的周身便会散发出令人眼睛发亮的光彩。

1961年夏天，不知犯了什么邪，全团的人几乎都染了疟疾，打摆子。师父已病了四十多天，每日打针吃药仍不见好转。病中的师父愈加寡言，他的静默莫名地增添了我的恐慌。

那天下午，四点钟的太阳依然灼热，我看见坐在水龙头旁边的师父，他将双脚伸进池里，用凉水不停地冲。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感觉不到流动的水溅湿了自己。我跑去摸摸他，都被他滚热的身体烫得缩回手来。我说，“别冲了，回屋躺着吧。”师父就这样呆呆地被我扶回了房间。

七点我再去看他，他红得可怕的眼睛着实让我乱了方寸。我喊来师哥，师哥问他一些话，他什么也说不出来，我们又去找团长，团长说快送医院。

我和师哥找了辆板车。我光着脚，只穿着短裤(那些年如果不是御寒的必需，我身上不穿多余的东西，因为没有多余的东西可穿)。师哥拉着车，我扶着车把，两个人在铺满细石子的马路上气喘吁吁地跑，只感到脚底被路面上的石子硌得生疼。

一直跑到三站路以外的一家小医院，我至今记着它叫“第三医院”。天将黑了，我们叫出值班的医生，他用职业性的目光看看师父说：“这个病人我们救不了，你们得到大医院去。”我们拉着车一口气又跑了七站路，这回我的脚也似乎不疼了，大医院到了，我的心狂跳着，仿佛幸福即将来临似的极度紧张。几分钟之后，师哥沮丧地跑回来说，需要交二十块钱的押金做抢救费。二十元，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才只有十块五毛钱，而此刻我们都不名一文。

师父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他身边。这么多年来，想到这一幕，耳畔就响起一个声音：师父是在你手里死去的。那是无情的天命对贫穷无力的人发出的责难和嘲弄，那或许只是我自己心底的回声，却每每使我那些轻飘的成就感、自豪感和虚荣心碎成粉末。

师父死的时候，我依然是团里最惹人忌恨、受人欺负的人。不仅如此，我大概还是最让他操心却最没出息的徒弟。这种惭愧的折磨有时甚至胜于他的死留给我的负罪感。师父死了，死在我手里，怀着对我的失望。这失望因他生命的完结变成不可更改的永恒印象。

时至今日我仍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没偷没抢地活了下来

我艺术生涯中的首场演出留下了彻头彻尾的失败记录。那时候师父还活着。师哥作为后起之秀接过师父的衣钵，饰演师父生前的角色。而师哥先前的角色便过继给了我。我知道消息后失去控制地大喜过望，觉得卧薪尝胆的日子终于到了尽头，伸冤雪耻的时刻就要来了。

我饰演的角色在那出戏里无足轻重而且十分短命——上台后，我念完两句台词，就被周围的武士用刀剑胡乱“砍死”。就此我划时代的处女演出也就完成了。那是个没有姓名的角色，不会给人留下印象，仿佛是只为了这出戏的传统正宗而自然沿袭的一道程序，就像人的阑尾一样无关紧要，或者好比传统名菜里说不出名字也品不出味道的一种调料。

尽管如此，我还是砸了台。那天一出场，我就忘了台词。这一来，周围的武士们同仇敌忾，结结实实地对我刀剑相加。我绝望地趴在台上，任他们横砍竖杀，然后将“尸体”拖到后台。

师父一定因我出丑感到脸上无光。没过几天，他就得了疟疾。那两句台词就那么被遗忘了——到现在我也没想起来。

我的第二个角色是在折子戏《程咬金打店》中演那个倒霉的店家。流氓无产阶级代表程咬金吃了饭却拒绝买单，非但如此还痛打了店家。这一回为防止悲剧重演我做了充分准备，除睡觉之外，我总是默念着那几句性命攸关的台词：“忽听老客叫，慌忙就来到，上前拉住马——”

戏开始了，我立在幕边。程咬金在台上叫“店家——”

我身子虚飘飘的，腾云驾雾般上了台，做了一个拱手的姿态——老天，我又忘了台词！我拱手站在那儿，那一霎仿佛不知站了多少年。随后我头晕眼花，站立不稳，不是要向前栽，就是要往后仰。忽然间天外飞来的神示使我灵醒，上苍有眼，我脱口而出“慌忙就来到——”

这一句“慌忙就来到”从根本上拯救了我，否则这辈子我可能永远是个跑龙套的了。

我一心想成“角儿”这一念头使我疯狂使我绝望。我每天发狠练功，咬牙切齿，残酷无情，简直到了自虐的地步。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是吃过饭用舌头舔净饭碗、吃过鱼将鱼骨拾回碗里用开水冲泡“鱼汤”的年代。

时至今日我仍庆幸自己活了下来，没偷没抢地活了下来。

离家出走几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我抑制不住哭了

我不知究竟是什么抑制了我本能里深藏的恶的冲动，或许是师父的死，或许是自己梦想成“角儿”的野心，或许正是人性普遍存在的恶本身。

离家的那几年我习惯了独处。夜间露宿时，在土墙与幕帘之间摊开行李，看着星星入睡，漆黑的夜色包围着我，广阔而安全。就在一次去外地演出的时候，我害了病，持续高烧整整一个月。我头一回想到了死，想着自己可能就这样看着星星在这个角落里静默地死去，心中恐惧却依然不动声色。

后来团长派女秘书带我先回了徐州。她将我送到剧团便去会朋友了。我在空无一人的过道里放下单薄的行李躺下来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竟然在医院的一间大病房里。同住的是糖尿病人和心脏病患者。我被诊断为伤寒。

就在这家医院里，还住着我的一个亲人，那是我久别未见的父亲。

一天中午，我正睡着，觉得有人在将我发麻的手臂放平。我睁开眼睛，父亲正俯身看我。见我醒来，父亲的眼圈一红。我呆望着他，他直起身转身就走。我抑制不住哭了。这是我离家出走几年来第一次见到父亲。

第二天我去了父亲的病房。他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不看我也不说话。这以后我的胆子渐渐大了，常去看他；有一天我拿了日记去看父亲，向他展示自己的雄心大志。日记中的一页上写着：“爸爸，你不要瞧不起我，等我将来成了大演员，我要爸爸来接成了大演员的小李保田回家。”父亲看后将日记本摔到墙上，诅咒似的说：“你成不了大演员！”

1966年初，我意外地得到父亲病重住院的消息。

二月下旬的一天，我穿着破旧的棉衣棉裤去医院看了父亲。不知为什么，父亲那天同我说了很多话，并嘱咐说：“你是老大，将来好好照顾妈妈和弟弟。”而后父亲竟流了泪。那是我成年以后父亲第一次这样温和平静地同我谈话，那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父亲流泪。

第二天中午，我忽然心慌得不行。赶到医院，离探视时间还差二十分钟，守门人拦住我，我看着自己破旧的衣裳，羞于向他说明自己是李勇的儿子。无奈的我只好去街对面的书摊上花两分钱租了两本小人书，漫无边际地乱翻。我心中忐忑不安，草草看完，再奔到病房。

拐进那条走廊就看见父亲病房的门大开着，黑暗的过道上只有那一截映着白亮的天光，屋子里不断有人走动，慌张的影子在那截光亮处移动。我不顾一切地跑过去。

父亲的一只脚伸在被子外面，脚上穿着灰色的尼龙袜子。无限的空虚惊愕中，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种想法：“我爸爸死了，我爸爸死了！”这想法如不祥的咒语一般套住我，同时我又希望它仅仅是一个咒语。

我不眨眼地盯着父亲的那只脚，却没有勇气看父亲的脸。我生怕在父亲脸上看到那句咒语的印证，我全心全意地希望那只脚会微微地动一下。

命运是刻刀，在我们心中烙下创伤

师父的死让我第一次看到生命的脆弱，父亲的死逼我磨砺自己，成就事业，以告慰他长眠的遗憾。而小弟的死，使我已经不年轻的生命又负载了他留下的使命。

难道仅仅因为要成就我，上帝才从我身边夺去这些我深爱的人吗？如果是这样，我将做出怎样的成就才足以报偿这些人的牺牲？

痛苦焦灼的我常常因这样的追问而彻底堕入迷茫，但是没有谁能为我作答。我只有以我的画笔、刻刀作答，以我剧中人的悲喜哭笑作答。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停止。上天有知，他们的亡灵有知，我虽卑微平凡，却要尽毕生的力。

当爱向你们召唤的时候，跟随着她，虽然她的路程艰险而陡峻。

我久久铭记着法国荒诞派戏剧家科克托的一段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粗糙的大理石坯，造化这个大师用锤子、凿子不断地敲打我们。要心甘情愿地忍受，不要呻吟不要哀嚎。配合他的敲打，因为他要成就你、创造你，去掉多余的，保留艺术必需的一切。”

岁月是刻刀，在我们脸上刻下皱纹。命运是刻刀，在我们心中烙下创伤。每当我失望痛苦的时候，我相信上苍的目光在深切专注地对我凝视，那正是他最钟爱我的一刻。我将盛着满心的感动迎接这一切，报答这一切。

（因版面有限，文章有删减，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文/李保田 ）

关键词： 自说自画李保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