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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明比较离不开“根性”

来源:中国青年报  

虎年新春的一场大雪,覆盖了眼前这个寒气肃杀的世界。在漫天雪花纷纷赞襄北京冬奥会的氛围中,我读完了潘岳在辛丑岁末出版的《中西文明根性比较》这部新著。我认为最值得关注和讨论的,还是作者基于“根”这个历史认知而做出的通俗易懂的“宏大叙事”。

看过潘岳这本书的读者,估计对今后一个时期世界范围的结构演变也会视为平常——既是为根所定,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故,此书初读可知何以为根,再读则思何根以为。

诚然,作者在“价值中立”的研究立场上,并没有对东西方的客观演化过程做褒贬,对西方文明采取理性包容的态度,显著地不同于西人之“傲慢与偏见”,也不同于近年来国内某些对西方文明一概批评的否定论。由于作者对近代广泛影响国际社会的西方文明予以对等的尊重,论述上更多着墨的是同时期东方历史重大事件的对比,因而得以绕过了被西式“学科化”体系培养的专家群体最擅长的史料考据对局外人构成的厚重壁垒,有利于作者做“宏大叙事”的较高层次讨论——从中西文明比较出发,可以把大量的前人著述中使用过的材料提取出来,直接用到比较研究上。

此书在历史上决定兴衰的重大阶段作出的对比分析,让人感觉把立意高远与取材精当有机结合起来了。其选取的历史事件和支持其论述的材料,虽然跨越东西方、涉猎不同国家与部族文化,却具有内在的逻辑之美,捧读之际竟至于“把栏杆拍遍”。

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作者在第四章论述了我一直很关注的中华文明之所以“不间断”的制度内因。我的问题是:2000多年前的中国历经几代人的战乱、被“暴秦”初成大一统之后的“汉承秦制”,何以在地理气候族群文化都差异显著、本无统一条件的中国实现广域稳定?几百年的汉朝与匈奴长期战争,何以逆转自有夏以来数千年西北向东南的胜势,迫使气候恶化压力下劫掠是为内生性文化的游牧族群全线西去?须知,这次难得一见的“东南胜西北”,既压迫了欧洲的罗马帝国的生存空间,又给汉末以来虽有黄巾军起义而“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华夏留出了内乱、杀伐至十室九空,却不至于亡族灭种的地理空间。

在这类中华民族命运所系的重大转折分析上,作者旁征博引之间无处不在的大气磅礴令人佩服,他不仅帮助人们回归常识,解释了气候变化对西北游牧与东南农耕这两种被“天定”(亦称气候决定论)的大陆文化必然导致对抗性冲突,而且从汉朝内部制度演变解释了“险胜”的内因。

作者从“燕然勒碑”的故事被当代考古证实说起,借由当代科学研究证实,恶劣气候变化迫使草原部族全线南下到汉族农业带掳掠的大趋势,说明其已经不可能被“和亲”“互市”来化解。同期汉人所处之农耕带也频遭水旱灾害,传统农家经济剩余太少,府库空虚不能维持战争开支。好在中国人从不缺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人杰”——早期东方政治经济学大家桑弘羊提出“盐铁官营”——类似国家垄断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战略性产业,这才有财力支持汉朝打了二三百年,完成“逐匈奴于大漠以北”的国土空间战略布局,从而使内生性劫掠的游牧族群不得不西去欧陆。诚如作者所引述,“如果两汉没有抵抗住匈奴的南下,东亚和世界的历史都将改写”。

竺可桢在上世纪70年代揭示过“气候与朝代变化周期”,提出气候变化会影响地缘政治演变,此书所阐述的中西文明演进路线,亦能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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