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那被我们“进化”掉的善良与恻隐

根据梁晓声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年代剧《人世间》，伴着农历新年的到来，给国产电视剧确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开端，俨然成为继《父母爱情》《金婚》等现象级年代剧之后的又一个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高点。映衬着中国最具烟火气的春节，剧中周家兄妹和光字片邻里的故事，也被印染上了一种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情结和底色。

尽管剧中设定的时间线和大背景明确含有三线建设、知青下乡、改革开放等历史际遇和话题，但很明显，电视剧改编最大程度追随和尊重了小说创作的本意。人物和故事始终是主体，这也是接近的时代背景下，《人世间》和《大江大河》等作品有着明显不同气质的根本原因。电视剧很好地完成了梁晓声在文学创作上对“他者”的观照，存留了年代剧最容易缺失、也是最珍贵的拙朴。

我们的骨子里都住过一个周秉昆

剧中的周家三兄妹，每个人都能代表那个特定年代的一个群体。在这样的大部头作品里，被投入笔墨最多的主人公，既不是乘风破浪的有志青年周秉义，也不是个性自由、思想独立、充满话题感的周蓉，而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向来被全家人“笑话”的周秉昆。他身上的青楞、憨厚、耿直、毛糙、“行就行，不行就拉倒”的率性是我们身边最常见到、也最容易找到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但在生活的课堂里，我们努力的目标恰恰都是：要成为比周秉昆更“优秀”的人。所以我们对周秉昆的心疼，也正是对那个还没有完成“进化”的自己的疼惜。

如果说一部作品只能由一个人物代言，来完成创作者的精神传递，那么在《人世间》里的这个代言人只能是周秉昆。在他作为光字片区小老百姓的酸甜苦辣、风雨波折的人生历程中，始终没有褪色的是人性中最柔软和善良的那部分，所以他才在年轻时不畏人言，一心喜欢“有污点”的郑娟，对待老弱幼饱含仁爱之心；他才会在万难中让好友国庆一家搬出周家老宅时，却觉心中有愧，抱头痛哭；在法庭上，相比刑期长短，郑娟自曝被强奸的身前事，让他对无法保护心爱之人的名声更感无力和绝望……如此种种，皆是周秉昆身上始终不变的恻隐。而这份善良，不单单在周秉昆一个人身上，在整个光字片区的乡里乡亲身上，因时因地因事，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们的善意。这份平凡与实在，是整个社会最大面积也最基础的构成。我们的骨子里都住着一个周秉昆——只是有人最终努力走出了光字片区，成为了周蓉和周秉义，或者成为了骆士宾和水自流，又或者始终没有走出，住在老宅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迎击生活的磨砺，哭着笑，笑着哭。从小说到电视剧，都尽可能保持了平视视角，安静地记叙岁月，也极大拉近了观众和作品的距离。

比起早年间《大哥》《大姐》《大嫂》等同类年代剧中，突出表现勇担生活之苦、百般磨砺仍笑对一切、甘愿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绝对占据精神道德高地、让人心生敬意但却望而生畏的小人物中的“大英雄”们，周秉昆在《人世间》里的付出、挣扎和奉献都去掉了神圣感和救世主的影子，真实而可亲。

已经远去却令人怀念的时代

除了人物本身，《人世间》里白描的诸多光字片区的平头老百姓，共同构筑了那个特定年代的中国底层社会的人际关系：零边界感。以周秉昆为首的“六君子”群体，绝对是那个历史时代年轻人关系交往的最典型写照：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即便各自组建了家庭，但一个个小家庭之间也可以做到没有围墙，没有秘密。这是物质匮乏时代下，让人团结互助的一种必然与客观，也是中国社会民众还没有精神独立、个性自由还未蔚然成风之际，很长一段时间里人际关系的普遍特质。在物质生活上，人们需要互相依存才能更好地生活；在精神生活上，人群聚拢是传递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

在水泥墙高耸、一人一个门洞、一个手机一个世界的今天，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非血缘的社会关系对于中年观众来说，是一次无助的、深切怀念又都回不去的深情凝望；对于年轻一代观众而言，则是一次新型交际关系的猎奇，亦是一种无法在当今社会环境土壤中复制的遗憾。彼时的《人世间》虽已非此“人世间”，但却丝毫不影响我们穿越代际，产生对人生、生活的理解和共鸣：甘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虽已不同，但我们始终都想方设法、生生不息地把岁月趟过去。

梁晓声在《人世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文学对文化影响世道人心的使命，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显然，电视剧《人世间》已完成了这场从文学到影视剧的接力，小说中那群有情有义、勇担生活之责的小人物已在电视荧屏上，给这个时代下的万家灯火中，注入任由人生坎坷、“我不啼哭，不哀叹，不悔恨”的坚韧生长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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