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北京警厅是城市“大管家”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在旧时的北京，“舌尖上的安全”是由谁把关呢?

警厅是城市“大管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在北京城成立了现代化的警政管理机构：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隶于巡警部。在此之前，北京城还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市政管理体制。巡警总厅成立后成了北京城的“大管家”，社会治安、道路交通、城市消防、商业税收、慈善救济，以及环境保洁、医药饮食卫生等方方面面的事务，都一包堆儿全揽了。真应了一句歇后语：太平洋的警察——管得宽。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北京后，曾专设卫生局负责公共卫生事宜，但仅仅一年多，卫生局又并入公安局。直至1933年北平市新任市长袁良上任，才逐渐将管辖公共卫生的部门从公安局中划分出来，归口于北平市卫生局。从1905年到1933年，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北京地区警察机构的名称几经变更，先后改名为京师警察厅、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工作职能和管辖内容也随之几经变动。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成立，分担了一部分北京城的市政管理工作，但街市清洁、医药防疫、行业卫生、厕所粪场、娼妓体检等卫生事务，以及涉及食品、饮用水等“舌尖上的安全”事务，一直仍由警察机构“跨界”监督管理。1925年，京师警察厅还应中央防疫处的商请，“以地方办理公共卫生为防疫之根本”为由，成立了北京第一所“公共卫生事务所”，设卫生科、保健科、防疫科和统计科，更明确集中地负责起北京城的各种公共卫生事务。

“千金买蝇”影响大

1928年夏天，一则新奇的消息在北平城里传开了，京师警察厅公共卫生事务所发出告示，要用现金论个儿收买民众打死的苍蝇。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上世纪20年代，北京城的饮食卫生管理较差，人们的卫生观念也不强。不管是饭馆、茶楼、酒肆，还是当街设摊的小商贩，出售食品多是没有任何遮盖的敞放。一到夏季，食品上常爬满苍蝇，多次发生因饮食问题引发疾病的公共事件。为了改善这一状况，京师警察厅所属的“公共卫生事务所”制定了防蝇、灭蝇措施，要求全市的酒馆饭店及食品摊贩，一律用纱罩、纱橱或玻璃柜防蝇，并积极开展防蝇灭蝇宣传，倡导大家一起动手消灭苍蝇。为了加大宣传效果，公共卫生所推出了这次别出心裁的宣传活动。

“千金买蝇”的告示发出后，许多市民踊跃参加，积极灭蝇。据当时资料记载，在很短的时间内，卫生所就“买”了苍蝇12134010个，用款洋2018元，平均一万只苍蝇值近两块大洋。这次活动提高了广大市民对苍蝇滋生病菌的认识，调动了大家防蝇灭蝇的积极性，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水井分级，水夫持证

清末和民国期间，北京城自来水业发展缓慢，到1932年，北京地区的自来水用户刚达到十分之一，绝大多数居民仍然依赖井水，因此对井水卫生的管理便成了京师警察厅管理饮水的重点。

当时北京地区的水井不管是“公井”还是“私井”，都不大注意井水的卫生，一些水井因久未清掏，水质已不符合饮用标准。1917年，京师警察厅与市政公所协商，由警察厅负责对京城各处水井进行检查，检查后把井水分为“适用”“经煮沸后适用”和“不适用”三个等级，分别在井旁钉定火印木牌。有的水井因被人投入砖瓦泥土等污物，或因井口过低、挨近厕所等，致使秽水流入，井水受到污染，警察厅派人进行掏修，在井旁砌置高石阻挡秽物，加置井盖，并制定保护规则。

许多人家附近没有水井，需要花钱请水夫送水。水夫大多是吃苦耐劳的山东人，就住在水井旁的“水井窝子”。送水行业由水夫行会垄断，京师警察厅接手管理后加强了对行业的监管，要求各区署对管内水夫统一登记造册报厅，经核实后发放许可证，并统一水价，监察水质，如遇水夫违规，用户可报警。

卫生宣传开民智

清末民初，民众普遍比较缺乏卫生常识，由于不注意卫生而引起的流行疾病时有发生。京师警察厅经常开展多种多样的“开民智”活动，并且注意用浅显易懂的白话文进行通俗教育，改变民众不讲卫生的陋习。

1919年9月11日的《晨报》在“京师警察防疫得力”一文中称：“北京警察对于防止虎疫(霍乱的旧称)事宜办理异常认真，成效显著，经巡警晓谕，居民皆不露食物于外加以盖藏，复注意一切卫生，故北京能免此恶疫。”《北平晨报》1931年1月11日报道：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派卫生科长杨世勋到北平饭庄开会时强调：“饮食店铺与人民生命关系最切，设备稍一不周，则人民必多得病。”为此公安局颁发注意卫生的公告，劝令各饮食店铺切实遵行，免出意外，并宣告自发布告日，派出卫生稽查队随时去督查。

在将饮食卫生事宜晓谕民众的同时，警察厅还严格督查食品卫生，对不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严予取缔。如京师警察厅对汽水的卫生要求就十分严格，要求使用的荷兰水碱洁净度要达到90度以上，食用色素必须使用果汁或菜汁，并要经过过滤才能使用。

一个世纪前，北京的城市建设和饮食卫生受到时局限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相对落后的状况，但警察机构在监督管理公共卫生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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