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苏童、李洱，三位茅奖得主看一位编辑家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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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业生涯里，程永新把更多的时间用于面对他人，把一部分时间用于面对自我。不论时间多少，一个小说家的能力和才华，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阻挡的。”8月27日下午在上图东馆举行的《穿旗袍的姨妈》分享会，集合了三位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苏童、李洱，毕飞宇如此评价作为小说家的程永新。

《穿旗袍的姨妈》是《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初版于2007年，作为“流浪三部曲”首部曲，引起关注。余华曾称这部小说是“一部简洁而博大的长篇之作”，并表示“对程永新后来放弃写作感到十分可惜”。评论家程德培对这部小说也给予高度评价，“十几年了，我几度重读这部小说，总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每次都会引起我对‘如何叙述上海’这一命题的思考。身世之谜、成长之惑无疑是小说写不尽的主题”。

在这场分享会上，程永新坦言：“建立写作者的职业心态，这方面我是缺乏的。我就是努力，如果上苍对我厚爱，我努力把第三部写出来。这次我在东澳岛（文化综艺《我在岛屿读书》）和苏童、余华在一起，余华给我推荐了西班牙当代作家马里亚斯的《如此苍白的心》。看完以后非常震撼，颠覆了我对当下叙事的想法。我去年写了几万字，毕飞宇的新长篇推翻了好几次，我要向他学习，推翻自己，尽可能准确地概括这个时代。”

《穿旗袍的姨妈》记述了主人公男孩骆驼的少时经历。没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姐姐寄居在孤僻古怪的二姨妈篱下的骆驼从小就习惯蜷缩于自己的小天地，“恰似一个飞行员蜷缩于机舱内，浮游在大千世界浩瀚天空”。

毕飞宇在小说里读到了一个“黑洞”——主人公的父亲。小说里的“我”有中耳炎，扁桃体也容易发炎，在做手术全麻时，医生询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爸爸是谁之类的问题，以此判断是不是麻醉成功了。像黑洞一般的父亲就出现在手术之前，一个人即将进入深度睡眠、不省人事之际。在那样的时间点，小说里的“我”是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的，手术之后，当他醒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父亲是谁？他在哪儿？这样的处理给小说带来巨大的内在推动力。

苏童评价，《穿旗袍的姨妈》中的姨妈作为文学形象，代表着一种上海风。“在这部小说里，程永新写的大量是上海，‘我’的亲人——姨妈、母亲、姐姐，在那样的年代里，一个男孩的成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小说是成长小说。小说的结尾处理得很淡，但整部小说有一股悲怆的气味，最后有一笔，‘我’坐着火车回来，回上海时路过了父亲的故乡，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民族史的一部分。”

李洱也同意苏童的看法，“这是一部成长小说，它和今天年轻人的成长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我们今天享受着生活的方便、自由、快乐，这样的生活与《穿旗袍的姨妈》里所描写的生活形成对照，对我们了解今天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小说里父亲形象的缺失，使得反抗失去了具体的对象，就是在这种不明确但依然要反抗的过程中，我们在逐步成长。”

主持这场分享会的学者王尧认为，要读懂程永新作为小说家和编辑家的双重身份，有三部作品值得关注，一是记录他与众多写作者通信的《一个人的文学史》，二是集合近年作品的小说集《若只初见》，三是再版的长篇小说代表作《穿旗袍的姨妈》，“这几部作品都在中国文学出版的重镇——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文作者：施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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